“形勢”，意指事物發展的狀況。于中國共產黨人而言，“形勢”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性、實踐性的認知范疇，其內涵主要指向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看清自我定位、敵我分野、革命前景、世界大勢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認識世界發展大勢，跟上時代潮流，是一個極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課題。”要想回答好這一課題，離不開對中國共產黨人形勢觀念及其相關歷史經驗的總結提煉。本文擬從建黨前后到抗戰勝利前后中國共產黨人形勢觀念的形成、發展與成熟，對這一問題略作闡釋。

一

1921年新年，毛澤東在長沙新民學會會員大會上談道：“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于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陳獨秀后來談到自己轉向社會主義之原因時也提到：“大戰后，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陳獨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頁）

這種思想轉變是20世紀初世界革命形勢與民初政治社會危機交疊作用的結果，也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精神推力。同時，這種轉變或者說選擇影響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形勢問題的認知視閾。大體而言，革命先驅傾向于從階級斗爭基本原理、全球經濟普遍聯系、世界革命一般趨勢及其對中國影響來確定自身所處時代方位，進而推出中國選擇通過無產階級革命道路通向社會主義之必然。李大釗即曾指出：“世界正處于促進無產階級時代到來的運動過程中。這一歷史進程在中國雖然還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這種世界性潮流的影響。”（《李大釗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頁）

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批判國際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及其對中國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真正把內外形勢聯系在一起，將對中國革命的分析提升到世界革命的全局性高度，并給出整體性判斷：帝國主義是中國苦難總根源，軍閥統治是帝國主義在華統治的代理人，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一環，必須“打倒列強除軍閥”。這些論說能給人以一種理論自信，關鍵在于有力回應了是否應該在中國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即“要不要革命”的問題，這份強大自信在革命“播火期”里形成了最初的內驅力。

中國共產黨確立“反帝反封建”方向后，主要圍繞“時代”“國際”“世界”“未來”“理想”之類宏觀概念看問題，一時很難由此看清中國的具體形勢。所以從中共二大起，中國共產黨“開始分析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蔡和森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8頁）。受馬列主義影響，中國共產黨人結合俄國經驗對中國革命特定形勢做進一步分析，意識到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應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務，與民族資產階級等力量結成同盟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下一階段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自此，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目前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基本判斷被普遍接受，成為嗣后較長時期中國共產黨分析形勢時的重要理論起點。

這些判斷雖抓住革命形勢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但仍以共產國際認知框架、指示命令為準。無論是時局主張還是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人此時對階級結構、城鄉關系、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都缺乏獨立深入體察；對資產階級兩面性、農民問題根本性、武裝力量關鍵性也缺乏估量。雖然楊闇公在國民黨二大上已察覺汪精衛、蔣介石等“恐怕都是有用心”，但還是自我開釋道：“在這個過程，我們無論如何是要攜手的！”（《楊闇公日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268頁）以妥協求團結的形勢判斷，最終被國民黨反動派相繼背叛革命的殘酷現實擊碎。大革命的失敗說明，脫離中國社會結構、階級力量真實對比，脫離敵我矛盾復雜態勢的形勢認知，必然導致政治路線判斷的失誤。

基于對大革命的反思，蘇維埃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對形勢的判斷呈現出深刻的內在緊張。一方面，黨在血的教訓中認清了國民黨政權的階級本質，明確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中心問題，確立了武裝斗爭與工農聯盟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在革命階段定位、敵我力量對比、革命道路選擇等關鍵問題上，也出現一些“左”傾錯誤。偏誤主要在于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高估革命力量，堅持城市中心暴動模式。其根源在于未正視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農村社會占據主體的基本形勢，這種錯誤的形勢觀念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損失。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根據地摸索出立足中國現實的形勢分析方法。他們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結構出發，認識到紅色政權完全可以在鄉村長期存在并有所發展，由此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并在實踐中開辟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當然，這些探索并非橫空出世的天才發明，也有對列寧、斯大林觀點的吸納。換言之，共產主義運動從西方到東方的遷移過程是分步驟的。蘇俄經驗在革命初興時起到過渡性橋梁作用，中國共產黨人在觀察內外形勢時加以借鑒是自然而然的事，但火種落地后“中國化”的問題就得慢慢解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就是一個側重實踐性的回答。這一判斷不再從理論教條與外來經驗出發，而是從社會結構、階級力量、政治格局綜合立論。這種形勢分析方法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形勢觀念由外部引動轉向自主探索，為未來埋下伏筆。

二

1935年3月17日，時任紅九軍團供給部長的趙镕聽了上級關于遵義會議精神的傳達后即作詩一首：錦繡河山起狼煙，東瀛日寇禍連年。內憂外患天將墜，人禍天災履深淵。黔北重鎮霹靂響，中央會議震溢邊。垂恩救主瀕伸手，掃清妖霧見晴天（趙镕：《長征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頁）。這也是遵義會議后干部如何認識政治形勢的注腳。詩不只是抒情，有相當篇幅在談內外形勢之危急，蘊含著現實關切。我們可以看到，這段時間不少干部日記都留下了對反“圍剿”失利的省思，他們開始敞開心胸直面嚴峻形勢。

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黨內逐步確立是遵義會議重要成果。而這一政治成果建基于黨在形勢判斷上自主性的增強。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根據中國革命現實作出獨立判斷。會議明確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形勢判斷與戰略指揮的失誤，紅軍的生存與發展方向必須依敵我力量、地理條件、敵人內部矛盾重新確定。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分析判斷形勢時思想策源轉向內在，重大決策真正開始錨定中國革命力量的生存發展。這不僅是軍事、組織路線的轉折，更是形勢判斷方式方法的轉折。遵義會議后，紅軍作戰并非沒遇挫折，但我們黨始終堅持因勢利導、及時糾偏，耐心細致地開展針對干部隊伍的形勢傳達、政治教育。這使得各級干部“過去許多懷疑、不清楚的問題，得到了明確的答案”（《獨臂上將彭紹輝日記》上冊，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頁）。長征勝利即得益于黨中央一系列審時度勢、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

抵達陜北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重新全面審視內外形勢。1935年華北事變使民族危機空前加劇，同期歐洲法西斯勢力甚囂塵上，共產國際七大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政策，國際國內階級關系發生劇烈變動。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后進一步調整形勢判斷，明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確定黨的主要任務由土地革命變為抗日救亡、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就是這種形勢觀念的重要體現。中國共產黨對民族救亡大局、各方力量對比與國內外環境做出精準分析判斷，采取和平解決、“逼蔣抗日”方針，體現出高度政治智慧。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過程并不平順，一些黨員干部對形勢估量亦有偏差。對此情形，黨組織開展空前規模、頻率的形勢報告會、討論會，讓更多同志參與分析、把握新形勢。紅六軍團召開的討論主題即是“黨為什么要堅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獨臂上將彭紹輝日記》上冊，第127頁）這些討論會都很熱烈，往往嚴重超時。前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為此專門開設“形勢策略”方面的黨課。時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更連續四次致信中央，把形勢分析判斷問題與歷史上經驗教訓聯系起來，最終上升到“思想方法”與“哲學方法”的層面。他認為，過去“錯誤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對于形勢的估計錯誤，另一方面還是一種思想方法、哲學方法上的錯誤，還是我們的行動有了原則，還應否實事求是，應否估計形勢，以及如何估計形勢的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頁）。

正是在這種健康、熱烈的黨內思想氛圍中，中共中央對這一階段形勢做出權威闡釋。毛澤東明確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關于革命“階段問題”，毛澤東跳出與俄國革命找對應關系的框框，在承認目前是民主革命階段前提下，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思路：第一階段爭取和平已經達到了；從西安事變到抗日開始是第二階段。關于新階段革命領導權問題，毛澤東提出一個頗具辯證色彩的觀點：“目前形勢對我們更有利，政治攻勢都在我們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平運動、民主運動，都是我們創始的。”（《毛澤東傳》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頁）就是說，在中國革命新階段中，中國共產黨看似弱小或者處于不利地位，但因以歷史主動創造新的革命形態，掌握了革命話語主動性，故能占據“勢”上的優勢。

毛澤東對內外形勢的分析判斷也是他長時間閱讀、思考的結果。毛澤東為抗日軍政大學學員專題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課程，部分講綱改寫為《實踐論》與《矛盾論》，系統闡述了劉少奇關心的“思想方法”和“哲學方法”。“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主次矛盾升降”等觀點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分析判斷形勢時的主要理論工具。到全民族抗戰前夕，圍繞社會性質、主要矛盾、革命任務、革命動力、敵我對比的邏輯鏈條，毛澤東等人已大致發展出一套相對穩定的形勢分析框架。但當時，普通黨員干部對形勢的分析能力還有待提升。

三

1937年7月13日，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六天后，紅六軍團軍團長陳伯鈞聽新聞后認為：“南京對盧溝橋事件態度較強硬。各廣播電臺的救亡呼聲以及左傾革命言詞亦逐漸出現了。這是中華民族死中求生的好現象。”（陳伯鈞：《陳伯鈞日記·文選》上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頁）軍團政治部主任張子意也提出：“中國只有抵抗日本的侵略才是唯一的出路，絕無和平茍安的可能；再則，抗戰一定能夠勝利。”（王恩茂：《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頁）他們的看法體現著中共中央對當時形勢的基本判斷，即一方面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及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強硬態度予以積極評估，另一方面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的遲疑、妥協也有所防備。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汲取第一次國共合作經驗教訓的體現，也是加強形勢教育、學習《實踐論》《矛盾論》等理論著作的成果。

事變爆發之初，紅軍指戰員士氣高漲，“無不摩拳擦掌，巴不得立刻出動”，但他們對抗戰面對的困難還缺乏充分認識。有干部聽了新聞就認為，“日軍亦不可畏，亦無多大戰斗力”（《陳伯鈞日記·文選》上卷，第357頁、第360頁）。為此，毛澤東反復強調抗戰的“長時間性和殘酷性”，反對與日軍打陣地戰、運動戰，力主堅持山地游擊戰的基本思路。經洛川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全民族抗戰路線，要求全黨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在敵后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游擊戰，建立抗日根據地。

可以說，全民族抗戰的爆發將中國革命置于更加廣闊、復雜且充滿變數的歷史場域中，也為中國共產黨人形勢觀念的系統化、普及化提供了條件。在全民族抗戰路線確立、人民軍隊在敵后逐步站穩腳跟后，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吸收中外軍事思想，由戰爭規律、世界大勢、社會性質、力量對比出發，寫就了著名的《論持久戰》，對黨內外“速勝論”“亡國論”等給予系統回應：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的基本特點，決定了戰爭必然是持久戰，并將經過戰略防御、相持、反攻三個階段，最終勝利屬于中國。《論持久戰》構建了完整、系統的理論體系，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形勢觀念達到新高度。尤其要說的是，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中下級干部正是通過學習《論持久戰》，不僅對軍事斗爭更對基礎政治理論有了基本概念，這成為黨的形勢觀念普及的關鍵（參見金伯文：《〈論持久戰〉在中共抗日根據地的閱讀與接受》，《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3期）。

形勢觀念的系統化、普及化對克服抗戰相持階段的挑戰有重要意義。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這一基本判斷不動搖，對國民黨采取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策略，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駕馭復雜形勢能力全面提升的明證。

這種增強不只是外向的，也體現于黨的建設領域。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廣泛吸納知識青年和各界抗日分子參加革命工作，干部隊伍力量大大增強，構成也更多元，其認知維度也明顯拓展。但仍須承認，這批干部起初“對于未來只有一個模糊的憧憬，對于抗日斗爭和向往的革命只有一個朦朧的認識。他們有的是熱情，缺乏明確堅實的信念”（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永遠的懷念：郭峰工作文集》上，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頁）。黨中央對這種組織狀況有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并在整風運動中進行了教育改進。

整風運動的核心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根本上是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一路線落實到形勢判斷上，即要求所有時局估量、戰略分析、政策制定，必須植根于中國社會現實，以發展眼光看待中國革命進程中的階段轉換、矛盾轉化、力量消長。同時，整風運動使得黨員干部更好地找到小我在大勢、局部在全局中的位置。整風運動后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形勢觀念逐步深入人心。長期主持120師參謀工作的陳漫遠在整風會上談道：“各分區有各分區的環境與特點，司令部各科的情形也不相同；每個科長參謀的出身進步，也各不同。要分別看，又要聯系著看，這樣可以得出其共同的地方和它特殊的情形，才能看出工作好壞的原因及提出具體不同的改進方法。”（陳漫遠：《在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1943年5月15日），《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因此，到抗戰勝利前后，中國共產黨人的形勢觀念成為一套比較成熟、穩定、科學的認知體系。

總之，中國共產黨人的形勢觀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形勢觀念也是自身黨性的集中體現，以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與自身先鋒隊屬性和群眾路線緊密聯系。中國共產黨人的形勢觀念逐步形成、發展并走向成熟的過程，具有強烈的實踐導向，須循著“思想見之于行事”的路徑加深研究與認識。

（作者：趙諾，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