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構國家安全的邊界與體系，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關鍵變量。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統籌人工智能發展與安全，強調：“要加強人工智能發展的潛在風險研判和防范，維護人民利益和國家安全，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這深刻揭示了發展與安全的辯證關系，為推動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發展指明了方向。

堅持人才為先，筑牢人工智能安全發展第一道防線

人工智能發展深度取決于人才厚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人工智能全學段教育和全社會通識教育，源源不斷培養高素質人才。”新時代以來，我國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把人工智能人才培養作為強國建設的戰略支撐，推動構建多層次人才體系、強化產教融合、優化資源配置，一批戰略科學家、領軍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脫穎而出，為我國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同時要看到，高層次、復合型人才供給不足，仍是制約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瓶頸。在“量”不足的同時，“質”的短板也較明顯：通用大模型、算法框架、類腦智能等核心方向的戰略科學家與領軍人才仍然稀缺。“塔尖不尖、塔基不穩”的結構性問題亟待破解。在實現技術能力與國家安全需求有效銜接方面，懂技術、懂治理、懂安全的跨界人才不足。

人才支撐是否牢靠，決定人工智能是否安全可控。必須把人工智能人才培養擺在突出位置，健全教育與產業深度銜接機制，建立基于產業真實需求的動態人才培養反饋系統，推動“供給側”與“需求側”形成有效對接。推動高校更好發揮教育、科技、人才優勢，系統推進人工智能學科體系、安全課程體系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一體建設，探索跨學科、跨領域培養路徑，打通從課堂到科研、從科研到產業、從人才到安全的鏈條式閉環。依托國家實驗室、重大專項、“揭榜掛帥”等平臺機制，培養一批青年科技領軍人才，加快培育具備國家安全意識、創新突破能力、系統治理思維的戰略科技人才隊伍，切實筑牢我國人工智能安全發展的第一道防線。

堅持自主可控，夯實人工智能發展技術底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工智能領域要占領先機、贏得優勢，必須在基礎理論、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決定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在于智能芯片、算法框架等“根技術”領域。在加強基礎研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優化基礎研究系統布局”“打通基礎研究、應用開發、成果轉化的創新鏈條”，這為夯實人工智能“根技術”指明了根本路徑。

近年來，我國在人工智能“根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芯片攻堅取得積極成果，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基礎模型持續涌現，發展的技術底座不斷夯實。同時也應看到，目前，我國支撐人工智能持續創新的基礎理論、核心方法和關鍵工具布局仍顯薄弱。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發展依賴于“根技術”，同時也反哺“根技術”，其在代碼生成、算力優化、新材料研發等方面已經展現出加速基礎創新的潛力。把握好這一趨勢，就可能在補齊短板的同時開辟新賽道，實現跨越式發展。

“根技術”的短板，不在一環一節，而在整條鏈路。補齊這一短板，不在局部突破，而在體系重塑。要把握主動，就必須統籌發力、協同用力。一方面，強化原創理論與方法范式突破，聚焦類腦智能、通用智能等前沿方向，構建自主的理論體系和方法框架。發揮人工智能反哺作用，賦能科學發現與實驗模擬，推動原始創新和關鍵技術突破。另一方面，強化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智能化科研平臺系統布局，提升基礎研究支撐能力，建設可持續的算力與工具體系，統籌布局綠色算力，推動國產平臺在科研和產業一線“用起來、磨出來”。切實筑牢數據安全屏障，建設高質量公共數據集，嚴防數據污染和泄露風險，為國家智能化發展筑牢堅實根基。

堅持底線思維，系統構筑風險防控與制度保障體系

人工智能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也帶來新型風險。其中，值得警惕的是“小概率事件”。這類事件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領域不確定性，風險可能在金融、輿論等不同場景中交織顯現。二是周期不確定性，風險未必立刻爆發，而是長期潛伏、逐步積累，最后可能集中釋放。這類風險既可能呈現“黑天鵝”式的突發性，又可能呈現“蝴蝶效應”的放大性，還可能像“灰犀牛”一樣跡象可見但被忽視，直至集中爆發。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認知域的濫用，已成為對國家安全最直接的威脅之一。通過深度偽造、定制化宣傳和自動化輿論攻擊，能夠以極低成本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對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構成嚴峻挑戰。尤需警惕的是，一些研發機構和企業安全意識不足，監管機制協同性和前瞻性不夠，風險識別與預警能力不強。同時，現有法律法規尚難跟上技術快速演化進度，倫理規范缺位、跨境治理滯后，需抓緊健全法規倫理雙重規范，加快推進人工智能立法，增強制度的適應性、前瞻性和約束力。

守住安全底線，才能托起人工智能發展的高線。系統提升人工智能的風險防控與制度保障能力，關鍵在于前移關口、閉環治理。一方面，將安全評估機制納入人工智能項目立項、設計、部署、運行全過程，在關鍵領域探索建立“前評估、強監測、可追溯”全周期風險控制機制，確保技術可控于先、風險可感于前、隱患止于未發。另一方面，強化跨部門、跨行業的風險監測協同機制，打破科技、工業、公安、網信等多部門數據壁壘與信息孤島，形成風險發現、預警、處置、問責一體化治理鏈條。此外，還要面向未來場景，前瞻研判新型風險形態，加快布局建立人工智能治理新機制，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作者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學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