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始終伴隨著對發展本質、價值坐標與實踐路徑的持續探尋。從政治哲學層面審視，人與物的關系構成理解社會發展的核心范疇，如何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如何把握物質條件的基礎作用、如何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直接決定著現代化的方向。西方現代化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長期奉行物質資本優先、財富增值至上的發展路徑，雖然創造了空前的物質文明，卻也陷入人的異化、社會分化、價值失衡的深層困境。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立足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對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社會公平正義、人的全面發展作出系統部署，為新時代正確處理人與物、發展與民生、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立足唯物史觀，在實踐中深入推進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從政治哲學視域系統闡釋二者結合的理論根基、價值內涵與實踐指向，對于把握新時代發展邏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發展范式轉型中的政治哲學追問

發展的本質是什么？發展的最終目的指向何處？在物質資本積累與人的發展之間，應當確立何種價值秩序？這既是貫穿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根本問題，也是當代政治哲學必須回應的時代命題。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發展理論以物質增長為核心標尺，將資本、土地、技術、資源等物質要素置于優先位置，形成了以物質資本擴張為中心的發展范式。這種范式在推動生產力快速躍升的同時，也帶來了深刻的現代性悖論：物質財富急劇積累與人的發展相對滯后并存，經濟規模持續擴大與社會公平正義張力加劇共生，技術理性不斷擴張與人的價值主體性日漸弱化相伴而生。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深刻揭示，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與資本的對立，最終表現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人從目的異化為手段，從主體異化為客體，發展本身背離了人的真實需要。

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堅持人民至上，堅持高質量發展”，“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在此背景下，堅持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從一項經濟政策主張上升為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價值綱領，標志著中國發展哲學的深刻轉型。所謂投資于物，指向物質資本、基礎設施、產業體系、技術裝備、生態環境等物質條件的投入與建設，構成社會存續發展的物質基礎與硬件支撐；所謂投資于人，指向教育、醫療、養老、就業、技能培訓、社會保障、精神文化等領域的投入與建設，構成人的能力提升、權利保障、價值實現的軟件支撐與目的本身。從政治哲學視域審視，二者結合絕非簡單的資源配置問題，而是關涉發展主體、發展動力、發展目的的根本性判斷，是對人與物關系、效率與公平關系、資本與人民關系的重新定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中國化時代化的生動體現。

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唯物史觀意蘊

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深層哲學依據，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現實的人及其物質實踐活動、人的本質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本原理，體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科學性與價值性的高度統一。

從發展主體層面看，人是發展的主體，物是發展的條件。馬克思主義認為，“現實的個人”是唯物史觀的邏輯起點，人通過勞動改造物質世界，同時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實現自我發展。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生存的第一前提，因此，投資于物、積累物質資本，是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更高層次發展的基礎。但物質條件本身不具有自足性，它只有服務于人、滿足人的需要、促進人的發展，才具有真正的價值。脫離人的發展談物質積累，必然陷入見物不見人的異化狀態。

從發展動力層面看，生產力變革是根本動力，生產力的發展歸根結底依賴于人的勞動能力、知識水平與創新活力。按照馬克思的理解，生產力存有三種形態。一是以勞動經驗和技能為主導的傳統生產力，人的存在與發展依賴于自然條件。二是以科學知識為主導的新興生產力，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大工業發展，人在獲得發展空間的同時異化為物的對象，“勞動的一切力量都轉化為資本的力量”。三是以人的一般智力為主導的生產力形態。這種一般智力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人擺脫物的桎梏而重新成為物的主人，人與物的關系完全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而展開。“新質生產力”正是當前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新質生產力”要求全體生產要素的創新性組合和優質配置，物與人都是作為其中的核心要素而共同服務于社會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并且人被定性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也正是新發展理念的典型標志。

從發展目的層面看，人的發展是目的，物質發展是手段。在馬克思看來，生產本身就是為了滿足需要而存在的，一切發展最終都應指向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西方自由主義將個人權利抽象化、形式化，卻無法解決物質不平等帶來的實質不自由；功利主義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原則，卻容易陷入總量至上、忽視個體發展的誤區。馬克思主義哲學明確提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根本特征，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價值。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緊密結合，本質上就是對人的主體地位的確認，對人的能力、尊嚴、權利與發展機會的保障，是對發展目的的回歸。

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辯證統一，達成了發展主體與目的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邏輯轉變。作為發展動力的生產力變革，既展現出人的物質實踐進程，又彰顯出人的主體性創造。習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語》中指出：“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人與物是在實踐中實現辯證統一的。人的發展離不開物質條件的支撐，物質條件的優化離不開人的主體性創造。投資于物能夠為人的發展提供更完善的基礎設施、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更廣闊的就業空間、更可靠的生活保障；投資于人能夠提升勞動者素質、激發創新創造活力、提高物質資本使用效率、推動物質生產向更高形態躍升，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不可偏廢。堅持二者結合，就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既反對忽視物質基礎的空想主義，也反對崇拜物質資本的物本主義，最終實現物的尺度與人的尺度、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有機統一。

社會正義與國家治理的內在要求

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在當代中國政治實踐中，集中體現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要求，構成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涵。

二者結合是實現實質正義的根本路徑。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正義，既包括形式平等，更包括實質平等；既包括起點公平，也包括過程公平與結果公平。單純強調投資于物，容易導致資源向效率領域集中，拉大區域、城鄉、群體之間的差距；單純強調投資于人，缺乏物質基礎支撐則難以落地，容易陷入平均主義與低效循環。投資于物為社會正義提供物質保障與制度載體，投資于人為社會正義提供能力賦能與權利保障。“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只有二者結合，以公共服務均等化與人力資本普惠化投入，才能穩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本質要求。

二者結合是夯實國家治理根基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本質，是處理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物質條件之間的關系。一個穩定而有活力的社會，必然是物質支撐充足、人的發展充分的社會。投資于物能夠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完善治理硬件體系、增強國家綜合實力；投資于人能夠提升公民素養、培育社會共識、凝聚精神力量、化解社會矛盾。二者協同發力，才能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與人本基礎，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夯實根基。

二者結合是超越資本邏輯異化的中國方案。西方現代化進程中，資本逐利本性導致投資行為高度功利化、物質化，人的發展被簡化為勞動力再生產，最終引發貧富分化、精神空虛、社會撕裂等治理難題。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強調對資本的有效引導與規范，推動資本向善、投資為民，實現物質增長與人的發展同向同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規范資本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系統部署，從價值根基上超越了資本主導的現代化困境，為人類實現更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作者：王文成，系鄭州大學哲學學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