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內在基因與邏輯必然，也是現代化進程的動力引擎與時代標識。中國的對外開放在調整國內生產關系與變革對外交往方式的互促中實現良性互動。“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當前，中國正加速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與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并重的躍升，推動自身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角色從被動適應轉向主動建構。這一轉型，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在開放領域的當代展開。

1.制度型開放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觀的當代踐行

對外開放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與交往理論的邏輯必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該論斷揭示了三重辯證關系：生產力的發展是開放的根本動力，普遍交往是開放的基本形式，世界歷史的形成是開放的客觀結果。中國對外開放，正是對這一歷史規律的深刻洞察與主動順應。其獨特之處在于，開放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對人類社會一切積極成果的學習借鑒，這既不是封閉排外的“體用之爭”，也不是全盤接受的“依附發展”，而是在批判吸收中實現創造性轉化。中國的開放，既是解放和發展國內生產力的過程，也是主動參與并塑造全球生產關系的歷史實踐。作為國家開放戰略對生產力發展與世界歷史演變的自覺回應，中國在全球競合中秉持歷史主動，以持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

擴大開放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在世界范圍內的動態展開，是交往方式隨著生產力發展從“量變積累”到“質變躍遷”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不僅體現為物理空間上從商品流動向資本、技術、數據等多要素流動的延展，更深層表現為生產關系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構與優化。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推動自貿區升級等一系列措施，推動更全面包容、持續穩定的經濟全球化。這不僅是簡單的市場擴容，更是一場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即中國以持續擴大開放的“中國方案”，在更高維度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辯證統一，實現主動運用生產關系的全球調整來服務于生產力大解放大發展。

制度型開放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觀在當代的新實踐、新發展，深刻體現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互動中的主動建構。中國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通過主動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精準破解國內生產力創造與國內體制機制及國際經貿規則不相容的堵點，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與此同時，中國致力于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國際秩序，將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轉化為行動，逐步實現從國際規則“適應者”到全球秩序“塑造者”的時代躍遷。中國推動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既是中國以開放促改革實現自身現代化的關鍵抉擇，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制度框架與價值認同，在國際社會交往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主動貢獻東方智慧與實踐的范例。

2.全球變局下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實踐探索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動能轉換遭遇梗阻，全球經貿規則日趨碎片化，多邊貿易體制權威遭到侵蝕，全球發展鴻溝持續加深。和平、發展、安全、治理赤字交織加劇，傳統治理體系在應對數字經濟、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等新興議題時力不從心，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現行的國際生產關系與全球治理框架，已無法有效適配共同發展。面對這一歷史關口，中國的制度型開放提供了一條以“發展導向、試驗先行、成果共享”為特質的破解之道。

以“試點—推廣”的漸進邏輯化解規則對接風險。依托自貿試驗區等開放平臺，先后探索出一套風險可控的壓力測試機制。從上海率先設立首個自貿試驗區起，逐步形成了覆蓋東西南北中的23個自貿試驗區；探索了投資貿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監管、金融開放創新等多項制度創新，向全國復制推廣，持續釋放改革紅利。這一“干中學”的實踐哲學，有效化解了規則驟變可能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以內促外、以外強內”，實現了從被動適應規則向主動塑造規則的漸進轉變，為深層改革贏得了時間與空間。

以“雙循環”樞紐建設重塑全球要素流動格局。制度型開放立足于更大力度、更大范圍、更多層次的要素流動基礎上。中國將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轉化為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通過持續縮減外資準入限制，中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目前已減至29項，制造業領域實現“清零”。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等重要經貿合作平臺，讓中國實現了從“賣全球”向“買全球”的戰略延伸。這不僅是貿易規模的擴張，更是制度功能的升級。以市場需求深化各國利益交融，以紅利共享吸引全球人才、資本、數據等創新要素集聚，使中國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器與關鍵樞紐，為打破固有格局提供了實踐可能。

以“發展導向”的公共產品供給填補全球治理盲區。從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聚焦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發起《全球數據安全倡議》為數字治理確立底線規則；從給予33個建交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到與53個非洲建交國全面實施零關稅舉措，中國以切實行動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通過更多公共產品的供給，將中國的發展經驗轉化為全球可共享的治理資源，為破解全球赤字提供了中國方案。

3.邁向“十五五”，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創新進路

“十五五”開局之年，面對世界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和全球赤字持續擴大、世界開放指數持續下滑，中國亟須以更加強烈的歷史主動精神，以自身制度開放的確定性對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通過提供更多可分享、可兼容的公共產品，與世界各國共同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以規則對標與原創供給雙輪驅動，深化制度創新的“壓力測試”。以推進加入國際高標準經貿協定的政策適配為契機，在數據跨境流動、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等領域開展更大力度開放試驗。依托自貿試驗區等戰略平臺，特別是發揮好海南自貿港作為制度型開放的核心實踐平臺的作用，在提升要素跨境流動效率、完善市場準入承諾即入制等方面積累經驗。圍繞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開展“研發—制造—服務—數據”全鏈條系統性規制改革，形成引領全球發展的“中國標準”。加強新一代科技前沿的合作和高端人才交流，拓寬知識產權、科技服務、人才服務等貿易新業態，逐步將產業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

以服務業深度開放和新質生產力培育為兩翼，打造全球要素資源的集聚高地。有序擴大電信、醫療、教育、文化等領域的自主開放，不斷落實“準入又準營”，支持國際云計算服務等試點項目實現全鏈條運營，引導外資服務業在中國市場延伸價值鏈。啟動建設國家數字貿易示范區，同步制定數字貿易相關標準，推動國內外標準相通相容。繼續縮減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在數據流動、數字身份認證等領域率先實現規則突破。推動知識產權、專業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扶持生物制造、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質生產力發展，與海外開展寬領域多層次的科技合作，持續拉長來華免簽名單，擴大國際經貿“朋友圈”，將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全球高端要素的“引力場”。

以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為支撐，構建更具韌性的雙向投資生態。推動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5版）盡快落地見效，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一視同仁支持其參與政府采購、招投標等。鼓勵其在華深耕，建立綜合服務保障體系，通過外資企業圓桌會等機制，將企業的“需求清單”轉化為政府的“服務清單”。做強“購在中國”品牌。構建國家層面的出海綜合服務大平臺，提供全鏈條支持，降低中國企業與全球市場連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發揮境外經貿合作區投資平臺功能，加大海外投資力度，加快在東盟、歐盟、非盟的產供鏈布局，促進中國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的轉型。

以系統防范為保障，在深化開放中動態筑牢“安全底座”。完善跨境金融監測、分析與預警及監管協作機制，強化穿透式監管。建立數據分類分級管理與熔斷機制，完善出口管制、安全審查及貿易風險防控機制，織密織牢開放安全網。強化開放型體制機制改革的系統集成，協同推進財政稅收、國際金融、涉外法律、治理體制等多領域的改革，在開放中動態維護安全、在安全中持續擴大開放，形成與高水平開放相匹配、可預期、可兼容的風險防控體系。

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線，在交流對話中引領國際秩序變革。國際新秩序的核心在于超越零和博弈，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中國應更加主動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包容性重構。擴大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積極加入CPTPP，高質量實施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構建合作共贏的經濟新秩序。發揮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等合作機制作用，積極打造多層次多領域對話交流機制和平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凝聚“全球南方”發展合力。積極參與國際安全對話與合作，始終堅持公平正義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則，完善全球安全治理體系。

（作者：楊穎、柴劍峰，分別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協同研究基地研究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