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踐悟】

開展高質量的法治宣傳教育，是推進全民守法的前提和基礎。2025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宣傳教育法》，總結全民普法40年的實踐經驗，將法治宣傳教育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法治宣傳教育法首次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明確了媒體在法治宣傳教育中的主體地位，意味著我國法治宣傳教育正從政府主導走向全社會協同參與的新階段，也深刻彰顯了媒體所肩負的時代責任。

以立法形式為媒體普法提供依據

在法治宣傳教育法頒布之前，自2014年起實施的“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構成我國法治宣傳的主干。該制度要求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等主體在執法、司法實踐中承擔普法職責，通過建立以案釋法制度，建設各類新媒體平臺，在法律系統內部構建起多層次、立體化的普法網絡。例如，“八五”普法期間，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打造的“五子齊落”普法體系，便是這一制度的生動實踐。

“誰執法誰普法”的實踐路徑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存在其固有局限性。一方面，其未將媒體納入責任主體。執法、司法機關雖與媒體偶有合作，但媒體多處于輔助位置，其主動性與創造力未能充分釋放。另一方面，從效果上看，這一路徑存在兩大短板：一是渠道的“專業壁壘”。例如，執法、司法機關運營的大量新媒體賬號，內容常偏重于內部工作展示，難以“破圈”觸達更廣泛的公眾。二是難以完全擺脫“部門視角”，各部門的普法宣傳往往以自身職業領域為敘事中心。這種“各說各話”的局面，固然有助于深化部門宣講，但在協同塑造統一、完整的中國法治形象，講述全面、立體的法治故事方面，有時候卻顯得力量分散、責任不清。

事實上，在法治進程中，媒體始終是一支不可或缺的普法力量。媒體通過報道案件、解讀法理，客觀上承擔了重要的普法功能，法治新聞已成為新聞報道的重要領域。但在法治宣傳教育法出臺之前，媒體開展法治報道的原動力更多來自市場傳播需求，即公眾對警事、犯罪、懸疑題材的自然興趣。法治宣傳教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報刊、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和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通過開設法治專欄專題、刊播法治公益廣告、報道法治新聞等形式，加強法治宣傳教育。”這就從國家立法層面，為媒體普法提供了明確依據和正向激勵。

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兩條普法路徑：一條是法律體系內部制度性、專業化的普法，另一條是媒體作為市場和社會力量驅動的社會化、大眾化的宣傳教育。二者并非相互替代，而是互補共生。法治宣傳教育法的出臺，旨在推動二者形成合力、彌合隔閡，共同構建一個更具滲透力與影響力的法治傳播新格局，高質量地傳遞中國法治聲音。

媒體在塑造法治信仰中具有獨特功能

法治宣傳教育法明確將“提升全民法治素養”“形成全社會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納入立法目標。這一定位清晰表明，“法治宣傳教育”與過去的“普法”存在本質區別。“普法”側重于自上而下地灌輸法律條文與知識，而“法治宣傳教育”則致力于實現公眾法治觀念的深層轉換，將冰冷的法律條文轉化為溫暖的社會共識與堅定的內心信仰。這意味著，中國法治建設在完成大規模立法和基礎性普法之后，正在步入一個更為深刻、更為根本的階段，即從單純的法律知識普及，轉向對全社會法治精神、法治情感和法治信仰的培育，其最終目標是讓法治成為每個公民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準則。這一從“知”到“信”的轉變，深刻反映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持續深化與成熟。

法治精神關乎民族品格的塑造，直接影響法治建設的根基與成效。在這一宏大而艱巨的“塑魂”工程中，媒體憑借其大眾傳播的天然屬性，展現出相較于制度化專業傳播的獨特優勢。一方面，媒體是現代社會中無時不在的“泛在教育”平臺。媒體的教育功能早已超越傳統課堂，成為覆蓋面最廣、滲透力最強的社會教育形式。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媒體內容無遠弗屆，隨時隨地影響著公眾的認知與價值觀。這使得媒體法治宣傳能夠突破時空限制，融入日常生活，實現對全民的持續性、浸潤式教育。另一方面，媒體擅長運用藝術化、情感化與故事化的表現手法，是培育法治情感的理想載體。法治信仰的建立不僅依賴理性認知，也需要情感共鳴。“八五”普法規劃首次提出“讓人民群眾感受到法律的溫暖和力量”，正是對法治情感維度的強調。媒體通過講述有血有肉的故事，能夠有效觸動公眾心弦，從而使公眾在情感上認同法治、從內心中信仰法治。這種敘事方式也更易于獲得公眾信任，在法治觀念的引導上更具說服力。

加強法治傳播人才培養

要讓法治觀念深入人心，離不開一支既懂法律又精通傳播的專業化法治傳播人才隊伍。然而，在長期實踐中，無論是實務界還是教育界，“法治傳播”都處于相對邊緣的境地。

在實務界，法律系統內運營新媒體賬號的工作常被視為“非主業”，相關工作人員盡管需要兼具法律專業知識與傳播技能，但其職業成就感和能見度有限。在教育界，政法類高校的新聞傳播學院雖長期致力于培養法治傳播復合型人才，但在新聞傳播與法學學科中，這一方向均不屬于核心領域。在政法高校內部，新聞傳播學也常因其“非法學”身份，難以獲得與法學專業同等的資源與重視。從事法治傳播研究的學者，同樣面臨類似的邊緣化處境。

法治宣傳教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法治宣傳教育理論研究，加強法治傳播、法治文化等相關人才培養。”這一條款從國家頂層設計的高度，為破解法治傳播人才困境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它意味著，法治傳播人才的培養不再是高校的“自選動作”，而是服務國家法治戰略的“規定動作”。政法類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由此肩負起研究與人才培養的雙重使命。未來，政法類高校應在深化部門法學研究的同時，系統構建法治傳播人才培養體系，通過加強與實務部門的協同，為法治中國建設輸送既懷揣法治理想又精通傳播規律的專門人才，為法治宣傳教育事業提供堅實人才支撐。

（作者：陰衛芝，系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