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鈞（1928—2022）是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一級教授。他從教70載，始終旗幟鮮明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守正創新、開拓進取，取得豐碩理論成果，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風格和高尚的育人品格。

在教書育人中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與普及

胡鈞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積極參與學生運動；1948年11月赴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在研究生班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1952年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73年分配至北京師范大學工作，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回校工作。胡鈞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一生熱愛教育工作，潛心治學，甘為人梯，為黨和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棟梁。

胡鈞高度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始終強調打好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功。自1952年任教職以來，不僅為學生開設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課，還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先后開設“《資本論》與當代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等前沿課程，耄耋之年仍堅持為學生逐字逐句講授《資本論》。幾十年來，由胡鈞指導和培養的許多學生都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研隊伍的骨干。他在教學研究中勤勤懇懇，言傳身教，深受學生愛戴，1990年榮獲“北京市優秀教師”光榮稱號。

胡鈞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普及與宣傳工作。1984年，他參與撰寫的《〈資本論〉第二卷簡要讀本》，是各級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重要參考讀物。他曾擔任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通用教材《政治經濟學》副主編，受教育部聘請主持《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課程教材的大綱和內容審定工作。針對教學過程中的熱點難點問題，胡鈞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熱點問題的思考》一書，受到經濟理論課教師的廣泛歡迎。他曾擔任《教學與研究》雜志副主編、教育部《高校理論戰線》雜志編委等職務，為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交流與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堅持以《資本論》方法論指導理論研究和經濟實踐

胡鈞是我國《資本論》研究的重要人物，他特別強調對《資本論》方法論的研究。他從不就理論談理論，總是把理論歸結到方法論的高度，在他看來，“一個科學理論體系中最有價值、最值得珍視的是科學的研究方法。任何理論觀點都會帶有時代的烙印，在某一個時期要突出理論的某些方面，某些理論觀點會不斷變舊、過時，而科學的研究方法則是常青的。《資本論》中最寶貴的東西就是其中包含的考察一定社會經濟制度的科學方法。”

比如，胡鈞堅持以《資本論》方法論為根本指導來認識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圍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1版序言中所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一論斷，理論界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產生了爭鳴。他認為，雖然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但不能因此陷入機械的決定論。他指出，“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生產力、生產方式對生產關系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一方面又強調了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對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因此，有人機械地理解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性質這一科學論點，就是割裂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關系，想當然地認為生產力可以脫離開生產關系而獨立發展，事實上人類社會從來不存在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力，《資本論》詳細闡述了協作、分工、機器工業等關于生產力的內容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產生和發展的，馬克思把這些發展稱為“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胡鈞強調“新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強大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并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證明了生產關系調整和發展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他認為，應把社會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一方面可以確立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科中的基礎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政治經濟學當前的具體任務是為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指明方向，為黨和國家制定大政方針提供理論依據。

再比如，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也體現出胡鈞對《資本論》方法論的堅持。在他看來，一些人之所以存在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錯誤理解，根本原因是不理解《資本論》的方法論。胡鈞指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超越了資產階級古典學派，最根本的一點是揭示了價值不是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而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關系，從而揭示了這種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揭示了勞動采取價值形式的特殊的歷史條件，這也是無產階級理論家與資產階級理論家的本質區別，是辯證法與形而上學、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根本區別。他指出，“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優于以往的勞動價值學說的根本之點，正是在于馬克思在勞動二重性基礎上論證了勞動為什么和在什么條件下采取價值這種形式。不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這一根本點，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就會失去科學性。”

胡鈞對《資本論》方法論的重視并不僅體現在純學術領域，他深知經濟學是一門致用之學，因此始終堅持運用《資本論》的方法論解決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現實問題。他認為，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辯證方法具體表現為系統方法和發展方法。馬克思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個有機體即作為一個系統來闡述，進而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各要素的內在聯系加以分析。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大系統，它包括許多復雜的子系統，包括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消費關系，包括工業、農業、商業等。這個生產關系體系從層次上看，包含深層本質關系、中間層次關系和表層關系。只有弄清這樣一個復雜大系統的各個要素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們是怎樣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才能揭示其運動規律。在這方面，《資本論》是最高范例。胡鈞認為，系統方法對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的內部結構具有極重要的指導意義，例如公有制、按勞分配這些本質要素與商品關系絕不能機械地拼在一起，必須運用系統方法揭示它們是怎樣有機地組成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這些要素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和功能究竟是怎樣的。胡鈞還強調，經驗在理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經驗不等于本質，科學的方法是在經驗與理論之間架起“中間環節”這座橋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很多范疇，如商品、價值、利潤等，不能僅限于直接經驗的確認，應搞清楚它們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聯系。

對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兼容問題作出理論貢獻

胡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出了開拓性研究。1959年他在《紅旗》雜志發表《關于全民所有制內部商品價值形式問題》,揭示了公有制的等量勞動交換（按勞分配）與商品經濟等價交換之間的本質區別，之后他繼續不斷深化研究，1989年、1991年和199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連續發表三篇論文，系統闡釋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為探索公有制內部商品經濟關系、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基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研究作出開創性貢獻。

胡鈞明確提出，等量勞動互換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深層次的本質關系。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任何個人或集團都不可能憑借其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而獲得特殊經濟利益，人們的利益只能通過勞動的等量互換來實現。在此基礎上，胡鈞對公有制下的等量勞動互換與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進行了深刻比較，指出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勞動”的內涵不同。在質的方面，等價交換的勞動包含著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等價交換是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唯一方式；而等量勞動互換的勞動具有直接的社會性，不需要通過商品交換迂回實現。在量的方面，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量取決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受生產客觀因素和勞動者主觀因素兩方面影響；而等量勞動互換中的勞動量只取決于勞動者主觀條件決定的“直接社會一般勞動”，這是胡鈞提出的新范疇，用以區別于決定價值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胡鈞對等價交換和等量勞動互換兩種關系的分析，有著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為研究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兼容問題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問題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關于社會主義還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深層次原因，胡鈞認為，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后商品關系將消亡的論斷，揭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深層的本質特征。面對社會主義仍存在商品經濟的現實，正確的分析方法是要找到公有制內部是否包含了存在商品關系的客觀依據，這一客觀依據就是“舊的社會分工”。胡鈞指出，存在商品關系的一般原因是彼此獨立的私人勞動與社會總勞動之間的關系。在經典作家設想的未來社會，全體社會成員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組成一個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其中社會與個人是一種直接關系，生產者之間不存在商品交換等中間環節。經典作家的設想是對本質關系的揭示，而不是對經濟運行模式的具體描述，并且這種社會形態是與生產力高度發達和人的全面發展相聯系的。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個人還只是片面發展的個人，這就決定了舊的社會分工還不能完全消除，勞動者之間仍存在“彼此獨立的私人勞動”。因此，全民所有制經濟采取了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這樣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商品關系也就客觀成為國有企業聯系的恰當形式。現實表明，只要舊的社會分工決定的企業形式存在，商品關系這一形式就不會消亡，就會作為有用的社會經濟聯系方式而發揮作用。這一論斷對于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重大意義。這一思想在他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運行與管理》一書中得到充分闡釋，該書1991年獲得第5屆“中國圖書獎”。

雖然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交換仍須采取等價交換的形式，但這種交換原則與社會主義等量勞動互換是存在矛盾的。胡鈞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認識和解決這個矛盾。他提出，通過兩個過程可以把等價交換轉化為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第一個過程是在企業間建立商品交換關系，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讓市場評判各種商品的勞動耗費和同類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耗費，達到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第二個過程是社會（國家）把企業因為占有和使用優良的公有生產資料而獲得的超額價值即級差收益提取出來，在全社會范圍內加以分配和使用，用于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這樣就把商品等價交換轉換為等量勞動互換即按勞分配。這意味著，等量勞動互換不能通過市場直接實現，但又離不開市場來實現。胡鈞的代表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集中體現了他的這一理論成果，2001年獲得第12屆“中國圖書獎”。

今天，商品經濟可以與社會主義兼容已成為人們的共識。胡鈞指出，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的前提是對商品經濟性質的科學認識。商品經濟既不能和私有制或資本主義畫等號，也不是所謂“中性”的關系，而是不同社會制度共有的關系。這種“共性”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商品經濟是不同社會制度下共有的表層關系，它是一種特殊的交換方式，本身沒有決定制度性質的特殊規定，因而不能成為獨立存在的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商品經濟本身與特定經濟制度的結合不是簡單的機械的拼接，而是一種有機結合，因此，必須搞清楚某種社會經濟制度的本質利益關系是如何通過與商品關系結合并實現的，比如簡單商品經濟是通過“等價值交換”、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是通過“等生產價格交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通過“等量勞動互換”來實現人們的本質利益關系的。同樣道理，要正確認識市場機制的作用，必須在深層次上理解價值規律。價值規律是一個既簡單又復雜的問題，說它簡單，是因為就其物質內容來說，不過是節約勞動時間和按比例分配勞動的規律；說它復雜，是因為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具有復雜性。胡鈞指出，價值規律是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計劃機制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形式。理論和實踐要求我們不能簡單把價值規律歸結為按比例分配勞動，而要正確說明后者為什么和如何表現為前者，前者如何實現后者的要求。正是基于科學的方法，胡鈞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計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都提出了深刻見解。

（作者：劉鳳義、方敏，分別系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