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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好三年多抗疫斗爭的歷史敘事研究，需要加強精神和文化價值等方面的研究，彰顯中國人民頑強的生命力、深厚的凝聚力、堅韌的忍耐力、巨大的創造力，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強調：“我們動態優化調整防控政策措施，較短時間實現了疫情防控平穩轉段，新冠病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跡，經歷了極不平凡的歷程。倍加珍惜我國疫情防控來之不易的成果，需要正確看待和書寫三年多抗疫斗爭的歷史，講好中國抗疫故事。中國有著綿延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也有著汗牛充棟的史學典籍。我國古代有很多關于瘟疫流行和應對的歷史記錄，這些關于瘟疫的歷史敘事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對于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和書寫三年多抗疫斗爭史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深入研究古代相關歷史記錄

我國古代很早就有關于瘟疫的記錄，大多散見于政書、實錄、官方或民間史志、檔案以及醫書、文集、筆記、小說等多種史料中。依其內容，大體可分作兩類：其一，主要集中在正史、方志等文獻的“五行志”或“祥異”等條目下。記錄文字大都凝練簡潔，往往只有“某年疫”或“某年某地大疫”等寥寥數字，方志中偶有較為詳細的敘述。其二，眾多文獻中大多涉及應對瘟疫的舉措，包括設局診治、施醫送藥、刊布醫方、設置留養機構和隔離場所等。此外，與個人衛生相關的日常習俗、預防養護以及中國醫學的發展等也是重要內容。這些歷史敘事，闡揚不畏傳染、勇于救治的英雄義舉，彰顯孝道倫常等道德力量，也告誡世人節制順時、修心養身以護衛身體。

近代以來，醫學界有部分學者利用上述史料初步探索瘟疫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例如，陳邦賢所著《中國醫學史》，范行準所著《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中國醫學史略》等書，對溫病學以及鼠疫、天花等疫病歷史作了比較深入細致的研究，且多有創見。20世紀末至今，隨著中國疾病醫療史研究的日漸興起，歷史學界也逐漸介入到瘟疫歷史的研究中來，同醫學界共同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其中既包括一些學者對中國古代瘟疫流行狀況的史料整理和歸納，也有海內外學者關于瘟疫流行、民眾認知、社會應對及其演變等方面的具體研究成果問世。總體來看，這些研究都基于史料的梳理與比照，重點關注瘟疫的歷史演變以及防疫與社會的互動關系。

做好文化價值挖掘工作

中國古代關于瘟疫的歷史敘事，注重涵育中華民族精神、完善社會價值體系和道德秩序。這對于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和書寫三年多抗疫斗爭史具有借鑒作用。

民族精神不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而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伴隨諸多歷史事件而不斷構建和發展的。中國古代關于瘟疫的歷史敘事注重彰顯中華民族精神，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推動仁愛思想的發展。歷代對于瘟疫的應對，從積極的方面講，都反映出以“仁愛”為核心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這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第二，強化貴德求實的精神。古代瘟疫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諸如違背人倫置病人于不顧、忽視道德棄尸體于草野等行為均遭到古人的嚴厲批判，由此促進了“養病坊”“漏澤園”的設立，這一過程對貴德求實精神有著重要的強化作用。第三，推動自強不息和惻隱悲憫精神的生發。在中國古代關于瘟疫的記錄中，屢見地方士人不顧疫病傳染的風險，堅持賑濟災民并積極參與瘟疫救治，史書也大力褒揚這種自強不息和惻隱悲憫精神。第四，激發家國情懷。在歷史發展中，衛生防疫成為關乎國家發展、民族存亡的大事。疫情的發生和應對也促進了國人的民族認同和家國情懷。第五，催生和促進了節制順時的精神。若將瘟疫與醫療聯系在一起，可明顯感受到傳統醫療與養生中的節制順時、講求平衡等觀念已成為國人普遍認可的生命觀念和文化習慣，逐漸內化為民族精神。這些方面的精神不斷豐富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推動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

中國古代關于瘟疫的歷史敘事，對社會價值體系和道德秩序的構建也有促進作用。中國古代關于瘟疫的歷史敘事，對不畏疫病傳染、積極救濟民眾的義舉大加贊揚。同時，也通過對瘟疫成因的解讀，促進人們不斷反躬自省，以求得社會秩序、道德秩序的穩固。此外，在中國古代民眾對瘟疫的認知中，多認為邪不侵正，若身體正氣充盈自可抵御瘟疫侵襲。因此，如何保養正氣、護佑生命就成為中國古代關于瘟疫敘事的又一重要內容，主要強調日常生活中飲食、環境及個人行為等方面的禁忌，無形中逐步建構起民眾的行為規范和生活紀律，這也有助于社會價值體系和道德秩序的構建。

在歷史敘事中注重涵育民族精神

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歷史能夠起到鏡鑒作用，建立在人們能夠正確認識歷史的基礎之上。我們要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認識中國古代關于瘟疫的歷史敘事，特別是要將這種歷史敘事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考察，把握其脈絡與邏輯，做好抗擊疫情的歷史敘事研究。

深化對歷史的研究和認識，需要加強跨學科探索。近代以來的分科治學傳統有其積極意義，但也使得各學科之間形成較為明顯的壁壘和隔閡。如果僅僅以單一的學科知識和視野來研究歷史，研究結論則容易失之偏頗。早先的瘟疫史、醫療史研究，主要由醫學專業的相關研究人員來開展。20世紀末至今，歷史學界逐漸介入到該研究領域中來，并在一些學者的倡行下努力打破藩籬，同醫學界積極開展合作與交流。跨學科的研究理念不僅拓展了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而且在交叉融合中創新了研究方法、深化了歷史認知。對于瘟疫史、醫療史研究而言，研究者應努力跨越學科邊界，促進史學研究方式方法的更新，以期在融匯整合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引入社會文化史、知識史和全球史等新興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更好理解歷史上疫病及其應對的效果與影響。

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加強對中國古代瘟疫歷史的研究，就會對中國古代關于瘟疫的歷史敘事有更加客觀的認識。從我們今天的視角看，中國古代關于瘟疫的歷史敘事難免存在一些偏頗之處，但其注重涵育中華民族精神的傳統無疑是值得借鑒和發揚的。恩格斯指出：“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這種“補償”的一個重要方面就體現為民族精神的升華。在三年多極不平凡的抗擊新冠疫情實踐中，14億多中國人民堅定信心、迎難而上，與病毒苦戰鏖戰，構筑起疫情防控的堅固防線。醫務人員白衣為甲、逆行出征，黨員干部帶頭拼搏，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官兵、公安民警奮勇當先，科研人員奮力攻關，社區工作者堅守防控一線，快遞員冒疫奔忙，志愿者無私奉獻……億萬中國人民或向險而行，或默默堅守，生死較量不畏懼、千難萬險不退縮，迸發出萬眾一心、攻堅克難的磅礴力量，鑄就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把中華民族精神提升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做好三年多抗疫斗爭的歷史敘事研究，應注重涵育民族精神，加強精神和文化價值等方面的研究，彰顯中國人民頑強的生命力、深厚的凝聚力、堅韌的忍耐力、巨大的創造力，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