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特約評論員 原玥

近日，日本防衛大臣屢次就核政策釋放危險信號，稱日本應毫無禁忌地討論核武器相關政策，包括是否修訂戰后長期奉行的“無核三原則”（即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對此中方予以嚴正批駁。中國外交部指出，日本現職防衛部門負責人發表此類言論在戰后歷史上實屬罕見，極具挑釁性和危險性，進一步暴露了日本右翼勢力謀求“再軍事化”的危險傾向。7月30日，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強調，有關動向嚴重沖擊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和二戰后國際秩序，并警告核問題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后果不堪設想。

日本的相關動向并非孤立事件。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公開提出不應回避討論北約式核共享；2024年，日美首次舉行專門討論延伸威懾的部長級會議，并制定《延伸威懾指南》，以完善戰略信息共享機制；2025年底，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持續試圖改變日本戰后安保政策；2026年6月，日美延伸威懾對話進一步擴大，雙方就核力量現代化、協同作戰等問題進行討論，并舉行桌面推演。當前，日本的涉核政治試探，正與修訂安保文件、建設軍事能力及同盟核任務協作等事項同步推進。

日本右翼反復炒作核問題，主要有四方面戰略考量：

一是依托現有核工業基礎，為自主擁核保留戰略選項。作為擁有大量分離钚儲備、完整核燃料循環體系和先進工業能力的國家，日本無須從零建設核工業或培養專業人才。其掌握的鈾濃縮、乏燃料后處理、MOX燃料制造和核材料加工技術，以及精密制造、航天運載和復雜系統集成能力，均可為核武器研制提供支撐。截至2024年底，日本管理的分離钚約44.4噸，對應約5550枚核彈頭當量，民用高濃縮鈾亦可折算為數十枚核裝置。一旦政治環境發生變化，日本即可將現有的核材料與工業基礎轉為核武器研制之用，從而極大縮短獲取核能力所需的準備時間。

二是借核共享議題擴大日本在同盟核威懾安排中的參與權。美國核保護傘的可信度歷來受到“是否愿意為盟友承受核報復風險”的質疑，加之中國和朝鮮軍事力量的崛起，日本對美延伸威懾可靠性的焦慮持續加劇，日本正試圖從核保護的被動接受者，逐步轉變為核任務的主動參與者。在這一進程中，最先可能松動的是“不運進核武器”原則。相關安排或以艦艇訪問、過境通行、共同解決突發事態等為起點，逐步從政策磋商和桌面推演延伸至基地保障、聯合訓練乃至共同執行軍事任務。對日本而言，突破現行政策約束，是擴大同盟核合作參與范圍的重要條件。

三是繼續突破本國的戰后安全約束。近年來，日本不斷擴大集體自衛權解釋，打造遠程反擊能力，持續增加防衛開支，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并拓展自衛隊活動范圍。“無核三原則”則是其戰后安全身份中最敏感的政治紅線。當核武器被納入正常安全政策討論范圍，其軍事轉型便可能從擴展常規進攻能力，邁向謀求核軍事角色。

四是制造安全焦慮，系統性沖擊其國內社會長期形成的無核共識。日本右翼通過持續渲染地區緊張形勢、將無核政策與所謂“國家安全風險”掛鉤，企圖把核共享和自主擁核由政治禁忌變成可以公開討論的安全選項。過去，日本國內主張自主擁核者需向公眾解釋為何突破戰后承諾；今后，堅持無核原則者反被要求證明拒絕核武器不會損害國家安全。因此，此舉目的是在日本國內逐步積累擁核政策話語，扭轉國內輿論對核政策的認知。

日本上述動向具有多重嚴重危害：

首先，“無核三原則”一旦被重新解釋，日本戰后核約束將由明確的國策紅線退化為可以隨時調整的政策口號，為日本深化同盟核合作留出可操縱空間。若日本作戰平臺與指揮體系實現核常任務兼容，則核與非核行動的界限將趨于模糊，地區安全面臨的核常疊加風險亦將加劇。屆時，有關國家在危機中將難以判斷其行動性質與意圖，可能傾向于按最壞情景加強預警、調整部署并提升戰備。這一局面可能加劇誤判風險，刺激軍備競賽向核領域擴展，危及東北亞乃至全球的穩定。

其次，這一政策越線將削弱國際核不擴散規則的權威。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締約國，卻以同盟為依托，不斷擴大對核作戰規劃與任務保障的實質性介入，本質上是以迂回方式規避無核義務。此舉與條約宗旨背道而馳，若不加制止，恐將嚴重削弱國際核不擴散規則的普遍約束力。

最后，日本涉核轉向具有不容回避的歷史警示。日本曾發動侵略戰爭，給亞洲人民造成深重災難。如今，日本右翼勢力卻將核參與納入軍事大國化進程，逐步拆除限制戰爭權和軍事擴張的制度安排。這是對戰后和平承諾的背棄，也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國際公義和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

因此，日本右翼當前在核問題上的政策走向，是從瓦解國內無核約束、擴大核軍事角色，到加劇地區核風險、沖擊國際秩序的全方位倒退。安危所系，不容坐視。國際社會必須認清日本核野心的實質，堅決遏阻日本試圖突破核約束的危險走向，共同守護世界和平。（作者系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講師）

編審：邢硯薷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