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特約評論員 李紅梅

近期，中印關系在經歷過去5年的“低水平徘徊”后，迎來一系列改善的積極信號。2026年6月23日的金磚會議上，雙方都釋放積極政治信號。印方表示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磚輪值主席國，同中方一道推動金磚事業向前發展。中方則表示將繼續支持印度承擔好金磚輪值主席國職責，共同助力金磚合作走深走實。

實際上，為重建戰略互信、推動兩國關系復蘇，近年來中印采取了多種舉措。去年7月，印度恢復向中國公民發放旅游簽證，簡化技術與商務簽；10月，印度同意恢復直航；今年3月，印度國防部指示寶萊塢在涉及中印軍事沖突題材電影中嚴禁“抨擊中國”，充滿中印對抗色彩、抹黑中國反擊行為的電影《加勒萬之獅》被“直接擱置”，《加勒萬之戰》被迫更名、補拍、去中國化以及延播等。

與此同時，中國也采取了系列積極示善姿態。中方正式恢復印度香客赴中國西藏岡仁波齊—瑪旁雍錯的朝圣活動；調整簽證政策，推動人文交流；放寬對印出口政策，緩和印度的供應鏈壓力等。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關系從“背道而馳”轉為“相向而行”。

兩國領導人戰略引領，自上而下推動關系改善。2024年，中印領導人喀山峰會為兩國關系復蘇提供了戰略引領，是加勒萬河谷沖突后中印關系“破冰”的起點。雙方在邊境問題上達成協議、同意恢復戰略溝通，此后，兩國關系得以改善。每次重大沖突后，來自最高領導人的戰略引領和頂層設計總是促進雙方關系改善的關鍵。1988年12月，時任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對華進行歷史性訪問，這是印度總理時隔34年后訪華，打破了兩國自1962年邊境沖突以來的外交僵局，使兩國關系步入務實合作的快車道。2017年中印洞朗對峙后，雙方關系跌入谷底。正是兩國領導人2018年4月的“武漢會晤”和2019年10月的“金奈會晤”，為中印關系重新“定調”，將雙邊關系拉回正軌。因此，領導人戰略引領是中印關系轉危為安、務實發展的“安全閥”。

國際局勢動蕩與不確定性推動印度向中國靠攏。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進入動蕩期，中印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主要代表，肩負著回應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利益訴求、帶領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共同發展的使命。雙方只有共同合作，才能推動全球治理向有利于全球南方國家利益的方向變革；只有雙方攜手，才能共同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恐怖主義等各種全球性挑戰。此外，印度近期在經貿問題、關稅等問題上與美國齟齬不斷，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和情緒政治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也打破了印度長期對美國的戰略期待，促使印度不得不重新進行戰略校準，在對外政策上進行政策回調，嘗試轉圜對華關系而非偏向美國的外交政策。

戰略互需是促使中印關系回暖的內生動力。除了上述國際戰略局勢外，兩國國內發展的戰略需求也是推動中印關系改善的關鍵因素。中印都是擁有14億超大人口規模的大國，具有相似的發展任務和諸多共同利益。這決定了中印關系的本質不應是“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而應是“并肩發展”的合作伙伴。中國正在全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印度正在致力于實現“發達的印度2047”愿景，雙方相互借力和進行戰略對接，有利于實現合作共贏、相互成就。中印要實現各自的現代化，都需要一個穩定、和平的周邊環境，而不是沖突、動蕩的近鄰。而從經濟上看，印度經濟客觀上對華高度依賴。沒有中國穩定的供應鏈支持與經貿合作，印度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產業發展和自力更生。過去幾年，印度嘗試對華“脫鉤斷鏈”卻適得其反，中國已成為印度2025—2026財年的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達到1511億美元。

盡管內外因素共同推動中印關系走向合作而非對抗、和平而非沖突。但從現實政策實踐看，以及從印度今年的政策實踐看，印度對華戰略的競爭思維中短期內依然難以消除，使得中印關系中的競爭性依然大于合作性。盡管印度出于現實需求，務實地選擇緩和對華關系，但是印度高層的外交承諾與具體政策實踐依然存在差距。

簽證上，印度行動遲緩，使當前中印雙方的緩和政策出現“非對稱”的現象。中國積極通過簽證便利化政策推動中印人文交流，而印度盡管承諾放寬簽證限制，但卻行動滯后，中國公民赴印依然困難重重。部分赴印留學生申請簽證依然困難，中印簽證互發數量規模嚴重不對稱。

經濟上，盡管印度今年3月放寬對華投資設限，但只是選擇性地放開，僅在印方存在“技術短板”如電子元器件、多晶硅、硅片生產等領域放開，而且依然存在股權比例限制。因此，印度的放寬政策只是工具性策略，而非戰略性行為，加深中國投資界對印度依然可能奉行“過河拆橋”“卸磨殺驢”的印象。

輿論上，印度存在深厚的殖民時代“勢力范圍”的思維，對中國與孟加拉國任何的合作都充滿警惕和安全焦慮。即便是工程類項目合作與人文交流，都容易被印度過度安全化。在孟加拉國總理訪華期間，印度媒體對中國參與孟加拉國提斯塔河的治理特別警惕，對中國與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等國開展三邊合作表示不滿，并向孟加拉國施壓。

這些事例說明，中印關系要實現“龍象共舞”依然充滿挑戰。邊界問題、中巴關系問題、達賴問題、貿易不平衡問題以及中國在南亞地區戰略存在擴大的問題等，依然是影響雙邊關系的潛在風險。中印能否在這些矛盾中尋找合作機遇、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龍象共舞”，既取決于印度能否摒棄傳統地緣政治競爭的思維、及時調整自上而下的戰略，也取決于中印能否通過強化人文交流等手段促進民心相通、自下而上地夯實中印關系友好發展的基礎。（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員）

編審：邢硯薷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