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評論員 邢硯薷

2026年6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以下簡稱“反外國制裁法”）實施五周年。次日，外交部發言人便宣布對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及其親屬實施制裁，以回應其近期在香格里拉對話會等場合多次發表的涉華不當言論。這記果斷亮劍，既是對個別外國政客肆意挑釁的當頭棒喝，也是該法經五年淬煉、鋒芒愈顯的生動注腳。

因時而立、回應時代之需

反外國制裁法出臺前夕，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外部法治挑戰。部分國家濫用“特別指定國民清單”等工具，將制裁范圍從傳統政治領域延伸至經貿、科技、文化等各個角落。僅自2018年3月22日至2021年12月22日，美國政府便將611家中國公司、機構及個人納入制裁“實體清單”。

彼時，中國應對措施以外交抗議、政治聲明及零散行政應急反應為主，雖能嚴正表達立場，但實效性與威懾力不足，外國制裁主體易將中方抗議視為“可承受的政治成本”。而中國企業在面對因外國制裁導致的合同斷供、資產凍結、尾款虧欠等問題時，卻陷入了維權無門、反制受限的被動局面。

在此背景下，制定一部專門的反外國制裁法，就成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應對外部風險的必然選擇。該法不主動制裁任何國家，不針對正常的經貿往來，僅針對外國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公民和組織合法權益的單邊制裁行為。從主權對等反制，到司法保障企業權益，再到制度回應域外不當管轄，五年間，反制不再停留于外交抗議，而是擁有堅實的法律抓手；被制裁侵害的企業也不再維權無門，而是能夠在本國法庭尋求實質性救濟。

主權保衛與私權救濟并行

過去五年中，反外國制裁法的反制實踐顯現出兩條主線。

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中國針對涉疆、涉港、涉臺等核心利益問題實施了精準反制。

2021年7月，為回擊美方非法制裁多名中國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官員，中方根據反外國制裁法對前美商務部長羅斯、美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USCC）主席卡羅琳?巴塞洛繆等7個美方人員和實體實施制裁，標志著該法首次亮劍，引發國內外廣泛關注。2024年，中國依據反外國制裁法，將洛克希德?馬丁、通用原子等12家對臺軍售的美國軍工企業列入反制清單，凍結其在華資產、禁止交易合作。

這類措施旨在顯著提升對方參與對華對抗的經濟成本與政治代價。反制不再局限于對華采取危害行為的主體本身，還會沿著鏈條傳導：該主體一旦被列入反制清單，關聯主體包括高管、直系親屬、實際控制企業都將連帶受限，使制裁的威懾力呈指數級放大。這明確劃出了紅線，任何借涉華核心議題實施政治制裁、干涉內政的行為，都將付出相應代價。

在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方面，反外國制裁法第12條賦予遭受外國制裁侵害的中方主體直接向中國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使中國企業在面對外方以“遵守第三國制裁”為由毀約時，能夠獲得本土司法體系的實質性保護。

2024年，中國企業依據反外國制裁法提起了首起反外國制裁侵權訴訟。中國某海洋工程公司與歐洲S船用設備公司簽訂高達1945萬美元的船舶建造分包合同。中方公司如期完成建設后，外方公司卻以“第三國”（美國）將中方公司列入SDN制裁清單為由，拒絕支付建造尾款，并直接切斷溝通渠道。對此，中方公司依據反外國制裁法第12條向法院起訴并申請財產保全，法院直接扣押了涉案船舶。在短短39天內，外方公司主動匯入近億元反擔保金以解除船舶扣押，并全額支付尾款。該案隨后入選“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5十大案件”，并被寫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這一判決給外部主體敲響了警鐘，使其在采取對華危害行為前必須審慎評估可能后果，并清晰地傳遞出信號：外國制裁不是免除合約義務的“免罪金牌”，中國法院有權管轄、有能力追責、有路徑執行。

“鑄盾”與“開門”的辯證法

外界對反外國制裁法最普遍的誤讀，是將它等同于貿易壁壘。但事實恰恰相反，反制裁法不是在建設壁壘，而是在為開放掃清由外部政治脅迫制造的非市場障礙。

首先，確定性本身就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反外國制裁法出臺前，外企對于個案很難預判中國的行動邊界和決策邏輯。這種不確定性反而推高了風險溢價。而該法將反制類型、適用條件、法律責任等明確寫進條文，使外資企業能進行更準確的評估，從而“為各國企業在華發展提供了可預見的法治環境和穩定可期的營商環境”。

其次，制度型開放必須以制度自主為前提。如果沒有能力拒絕外部政治脅迫，經濟領域的開放就隨時可能被“卡脖子”，而開放就成了單向暴露弱點。反外國制裁法的作用，正是為制度型開放構筑安全護欄，為正常的商業往來掃清隱蔽的障礙。當前，中國涉外法治建設已形成“安全護航、開放并行”的雙向推進態勢，兩者不是矛盾，而是互補。

最后，五年來的實踐已證明，中國的反制措施始終保持了審慎與克制。反制主要集中在軍工企業、深度干涉內政的組織和個人，并未泛化打擊商業主體。這種審慎與自律告訴所有人，國家安全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在此之外，中國依法保護所有合法的商業活動。此外，中方的反制往往遵循“漸次升級”原則。如在對特奧多羅進行制裁之前，中方就已提出嚴正交涉，警告菲方需反思放任此類行為的后果。

制裁的本質是法律化的脅迫，因而反制手段只能是更強的法律武器。五年來，中國從反外國制裁法出發，陸續出臺相關實施規定和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從被動承受到防御應對再到主動博弈，反制裁工具箱不斷豐富，對國家利益和企業權益的保障日益完善，鑄就了一面堅固盾牌。未來，中國將持續完善涉外法治體系，在守住底線的同時，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推動構建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新格局。（作者系中國網評論員邢硯薷）

編審：高霈寧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