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特約評論員 鄭海振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大國博弈日趨激烈，不同文明間的誤解、隔閡乃至沖突依然存在。國際社會面臨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疊加的嚴峻復雜局面。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治理架構權威性受損，傳統治理機制效率低下，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的呼聲日益高漲。

這“四大赤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現實語境中相互交織、彼此傳導，既體現在發展領域的失衡與擠壓，也暴露于安全治理的失靈與缺位，更凸顯在文明交流的隔閡與對抗之中，共同加劇了全球治理的困境。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發展赤字不斷加重。當今世界面臨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都與發展問題相關。近年來，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甚囂塵上，發展問題在國際形勢動蕩中遭受冷遇，面臨被“邊緣化”風險。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上升，全球發展赤字有增無減。“全球南方”長期面臨發展失衡、債務困境以及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挑戰，發達國家不僅未能兌現承諾，反而以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重塑產業鏈，嚴重壓縮“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空間。

安全治理成效不彰。傳統的全球安全治理架構有效性下降，集體安全機制難以有效應對地區熱點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地緣沖突延宕升級，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都反映出全球安全治理處于嚴重失靈狀態。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攻擊等新型安全威脅不斷涌現，安全治理困境愈發凸顯。事實證明，現有安全治理架構難以實現對復雜多元安全問題的有效統籌。

文明隔閡日益加深。部分西方國家堅持“文明優越論”和“普世價值”敘事，導致國際輿論場中的對抗思維蔓延。長期以來，立足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發優勢，“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認為現代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典范和世界文明的中心，將西方文明置于絕對的優越地位，否定非西方文明的平等地位與存在價值，這種歧視性論調削弱了多邊合作的基礎，成為文明對抗和沖突的主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主席著眼于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近年來，先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總體目標下，進一步回應各國人民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普遍訴求，為完善全球治理、破解人類社會難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全球發展倡議為破解發展治理困境指明方向。全球發展倡議堅持發展優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普惠包容、堅持創新驅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行動導向，全面對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通過“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合作備忘錄、專項基金等平臺，推動減貧、工業化、數字互聯互通等重點領域合作，回應發展中國家最迫切的民生關切。全球發展倡議將發展問題重新置于國際議程中心，解決了全球發展治理“供需失衡”的問題，為破解全球發展赤字注入新動力。

全球安全倡議開辟安全治理新路徑。全球安全倡議強調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倡導以團結精神適應國際格局深刻調整。倡議發布概念文件，明確合作方向，覆蓋從傳統安全領域到氣候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為國際合作提供制度化方案。無論是促成沙特與伊朗歷史性和解，還是在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中堅持勸和促談，全球安全倡議均展現出現實操作性，為破解全球安全赤字提供新路徑。

全球文明倡議重建國際社會文明互鑒的合作基礎。全球文明倡議提出四個“共同倡導”：尊重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與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強調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突破了西方單一現代化路徑的敘事陷阱。通過黨際對話、文化交流以及“文明對話國際日”等機制化安排，全球文明倡議有效推動了文明平等對話，夯實了全球治理的社會認同基礎。

全球治理倡議蘊含著對“人類向何處去”的深刻回答。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全球治理倡議的五大理念闡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則、方法和路徑，深刻回答了全球治理“由誰治理、如何治理、為誰治理”的命題。百年變局的十字路口，踐行全球治理倡議是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迫切需要，是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正確選擇，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必由之路。

四大全球倡議各有側重，分別從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個維度，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形成了系統性治理組合拳，彰顯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擔當作為。四大全球倡議不僅提出引領性理念，更配套行動機制和制度化安排，提升了全球規則的包容性、治理供給的均衡性以及文明互鑒的正當性，有利于推動全人類共同建設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成立80周年這一歷史節點上，四大全球倡議的實踐意義正在不斷凸顯，不僅為中國自身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更為動蕩中的世界照亮了合作與共贏的光明前景。（作者單位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所）

編審：唐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