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矛盾催生新思考

一塊小小的芯片，讓一個泱泱大國“心存煩惱”。

當中國人已經制造出航空母艦、載人飛船、高速鐵路等國之重器時，依然對指甲蓋大小的集成電路芯片“望芯而嘆”。

2017年，我們花在進口集成電路芯片上的錢，是進口原油的1.6倍，也遠遠超過其他許多大宗商品。

創新能力不足，正是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體現。

這是必須正視的現實中國——

提供了覆蓋人數最廣的醫療衛生服務，北京、上海一些三甲醫院卻常年人滿為患。為了排上一臺手術，有的患者要等待半年之久。

建成了世界最大規模的義務教育體系，在四川大涼山腹地，孩子們睜大充滿求知欲的眼睛，卻要面對“留不住老師”的困境。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江西瑞金到寧夏西海固，從呂梁山區到大小涼山，還有不少身處“貧中之貧、困中之困”的人們，同深度貧困進行著不懈抗爭。

……

如同硬幣的兩面。發展提升了人民的需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凸顯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從太空俯視神州大地，長江如同一條美麗的絲帶，串聯起西部邊陲到東海之濱10余個省份。同飲一江水，經濟發展水平卻天差地別。

在長江之源的青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邁入4.4萬元的門檻；位處長江入海口的上海，這個數字已超過12萬元。如果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差距同樣懸殊。

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從沿海到內陸、從先行試點到全面推開的梯度式發展歷程。沿海地區得風氣之先，因而率先發展起來。

這的確是一條可信的邏輯。然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并非“梯度發展”這個單一原因可以概括。

80多年前，當青年學者胡煥庸在地圖上描繪等值線人口密度圖時，也許并未想過，他自黑龍江璦琿至云南騰沖劃下的一條線，影響竟如此深遠。

“胡煥庸線”——一條與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基本重合的人口地理分界線，也是一條總體上區隔肥沃與貧瘠的分界線。當年，胡煥庸線東南一側的土地供養著全國96%的人口。換句話說，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具備良好發展條件的不足一半。

區域不平衡、領域不平衡……中國發展不平衡問題，先天上就受到自然條件稟賦差異的嚴重制約。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既是無法選擇的國情所致，也是與發展階段相伴生的“成長煩惱”。

回望全球歷史，如今的西方發達國家，從起步到騰飛，大都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歷程。

反觀中國自身，從一個貧困人口眾多的落后國家，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幾百年的時空被壓縮在幾十年的坐標之內，必然呈現傳統痼疾、時代矛盾疊加交織的局面。

馬克思說，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從北京市中心向西北方向出發，驅車100多公里，就進入河北張家口境內。這座緊鄰北京的城市，所轄區縣被列入國家級貧困縣的，占比超過六成。

對此，學術界用一個刺眼的名詞來描述——環首都貧困帶。

繁華都市與貧困鄉村“比鄰而居”。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源，正是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些地區對農業農村發展的重視不夠，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管理過于向城市傾斜。

如果說一些地方發展的重心傾向導致城鄉差距日益擴大，發展理念的偏差則進一步加劇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蒼茫雄渾的祁連山，近年來承受“千瘡百孔”之痛。

礦產資源違規開采破壞地表、水電站無序建設截斷河流、污染企業偷排偷放埋下“污染炸彈”……原來的西北生態屏障傷痕累累。

問題背后，是一些地方發展理念之殤：長期注重經濟建設、忽視其他領域建設，注重GDP政績導向、忽視社會全面發展，注重追求顯績、忽視久久為功。

問題背后，還有體制機制的羈絆。

北京，國家博物館。

透亮的玻璃展柜內，來自天津濱海新區的109枚行政審批公章被永久封存，逐漸褪去了鮮紅的顏色。曾經，這里的每一枚公章都是一道通往市場的“關卡”，牢牢束縛住企業與市場的活力。

只有把權力關進籠子，才能還市場更大生機。

問題背后，更難的則是對“變”與“不變”分寸的把握。

現實國情無可回避：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了，但具體到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群體，供給不足問題仍然存在。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一個整體表述，反映出黨中央對中國國情的準確把握。”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既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有發展不足的掣肘，在不足之中，“量”的差距又與“質”的短板并存。

變的是社會主要矛盾，不變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定位。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最精辟的結論——

“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說，在不變中，又要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這就是發展的唯物論，也是矛盾運動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