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依靠創新邁進中高端

未來只有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過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增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完善創新的體制機制，才能不斷提升要素投入的綜合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逐步形成內生發展的強大動力。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既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加速打造新動能，打開新的發展空間；也要注重傳統產業改造，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因此，應堅持市場導向、市場驅動，讓市場來選擇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新增長點，讓傳統產業加快升級、新興生產力加快成長，讓一切聰明才智競相迸發、一切創新源泉充分涌流。

4.著力振興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近些年我國出現了部分資金“脫實向虛”、“影子銀行”、資金“空轉”、自我循環，以及盲目加杠桿、去杠桿導致股市“暴漲暴跌”、房地產投機，乃至一些實體經濟成為資本游戲的平臺……都干擾了實體企業的健康發展、扭曲了資源配置、加劇了產業空心化風險、擾亂了金融市場秩序乃至拖累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我國既存在資金“脫實向虛”的現象，也存在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發展深度不足，不適應實體經濟發展要求、難以滿足中國經濟創新驅動發展需要等突出問題，金融領域也是我國經濟結構中長期以來存在的“短板”。

為解決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失衡，應構建實體與虛擬經濟之間良性互動的機制。

一方面，盡快出臺振興實體經濟的長期戰略規劃，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促進投資增加，防止資本過度流向虛擬經濟，造成實體經濟空心化。

另一方面，應堅持虛擬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激發其活力、防范其風險，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強金融市場監管體系和制度建設，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引導資金更多流向實體經濟領域。如此，方能真正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5.加快改善生態環境質量

對于當下的中國，扭轉生態惡化、減輕環境污染、治理霧霾已經成為廣大民眾最為迫切的渴望，成為亟需優先著手解決的緊迫性和必然性問題。“中國夢”的實現如果沒有生態環境的明顯改善，將是殘缺不全、黯淡無光的。

綠色發展的核心是處理好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必須通過堅持綠色發展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來應對資源環境壓力，推動產業結構從過度依賴資源環境消耗的中低端向更多依靠技術和服務的中高端提升，從而使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產業加速淘汰出局，使綠色低碳環保的新產業、新業態快速成長。

6.加快培育對外開放新優勢

未來可在三個方面拓展我國外貿發展的新空間。

一是大力推動具有鮮明中國特色、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如高鐵、通信產品、北斗導航、核電、衛星、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潛水器、超級計算機、無人機、智能手機、機器人等等。

二是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服務貿易是我國外貿轉型升級、培育外貿增長新動能的重要抓手。要擴大服務業發展規模、提高服務貿易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優化服務業結構，促進服務業與制造業、服務業內部的融合與發展。改革不適應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繼續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探索服務業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動服務業的便利化，從政策上支持服務業的發展和開放。

三是大力推動e國際貿易的發展。由于e國際貿易以互聯網和物聯網為技術支撐，有利于打破貿易發展的物理和空間阻隔、行政干預和貿易保護，其未來發展空間不可限量，將可能成為下一代貿易方式的主流。為此，要從戰略上高度重視和推動e國際貿易的發展，建立健全適合跨境電子商務向e國際貿易順利轉型的電子監管體系、稅收監管方式、電子通關系統和金融支持政策等。

7.防控金融風險尤為重要

當前，世界經濟遇到復蘇緩慢和全球化退潮、去全球化逆襲的巨大挑戰，全球經濟政策也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分化和不確定性，美國進入“特朗普時代”，歐洲的意大利、法國有可能引爆政治風險，歐洲一體化再迎考驗。

再看國內，中國經濟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或風險點：民間投資下滑勢頭并未完全扭轉，房地產市場局部高泡沫風險有待繼續化解，上游原材料價格大幅攀升以及利率中樞有所上移，將使制造業尤其是中下游企業實際融資成本抬升、盈利空間受到擠壓或將進一步惡化。

其中，尤其要高度關注金融領域的風險：銀行業不良資產有上升趨勢，股市、匯市、債市、期市異常波動時有發生，跨行業、跨市場的風險有可能互相傳導……2017年必須高度重視解決金融風險的積聚問題，否則“穩”將無從實現，“進”將缺乏牢固的根基。

為有效化解和防控可能的金融風險，未來應全面、系統地改革我國金融監管體系，構建各監管機構、政府部門信息共享的監管體系，彌補監控短板，強化系統性風險的整體識別和預警，從宏觀審慎角度把控風險，確保對各類風險點監管的全覆蓋，堅決治理市場亂象，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研究員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