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某電子有限公司車間副主任易鳳嬌

“城市的繁榮有我們的功勞，卻沒能留下我們的腳步，我們只是無奈的打工一族。”在廣東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深圳國威電子有限公司車間副主任易鳳嬌一開口，就引用了打工詩人的這句詩。

作為農民工的代表，易鳳嬌一字一頓地吐露著心聲：“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改變原有的不合理機制，讓異地務工人員盡快融入城市，而不是做永遠的‘過客’，現在已經是時候了。”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潛力和動能所在。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今年的重點工作之一，其中包括，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寬城鎮落戶條件，建立健全“人地錢”掛鉤政策。擴大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范圍。

李克強提到，居住證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要加快覆蓋未落戶的城鎮常住人口，使他們依法享有居住地義務教育、就業、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發展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容納更多的農民工就近就業創業，讓他們掙錢顧家兩不誤。

讓農民工成為市民

易鳳嬌已經和她的戶口“分別”10多年了。10多年前，她來到深圳打工并在此扎根，但戶口一直在湖北老家。太多的手續和規定讓她長期往返于兩地，而這在外來務工人員當中，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

易鳳嬌在發言中說，由于制度的約束，異地務工人員在城市“移而不入”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在城市工作，但不能在城市安家，‘拆分式’的生活方式使我們成為一個流動的群體。”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蔡繼明提供了一組數字——在2.7億農民工中，70%為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雖然參與了工業化和城市建設，但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并在城市找到歸宿，與城市戶籍人口形成新的城市二元人口結構。

“今天站在關注中國未來發展，盡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創建和諧社會的高度上，應重視外來務工人員群體，我們是城市未來發展的主要貢獻者和后備居民主體。”易鳳嬌提高了音量。

事實上，在易鳳嬌背后，是逐年降低的農民工數量增速。據統計，去年農民工年增長率是0.4%，前年是1.3%，而之前是4%。

“這說明農民工增長速度越來越慢。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說，留在農村的農民年齡相對較大，真正從農村轉移出來的是初高中畢業的學生，這部分人年齡在16~19歲，從人口數據來看，這部分人口2014年到了峰值。所以，新增農民工速度才會自然地下降。

蔡昉解釋，目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是5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38%，之間的差異就是農民工人口。“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也就是說，每年約有1600萬人口要變成市民。”蔡昉說。

“使這些農民工都有城市戶籍，都享受同樣的基本公共服務，完全可以達到城鎮化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貢獻。”蔡昉認為，這些農民工成為市民，就業時間可延長約20年，勞動力供給問題可以緩解；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還可以改善資源配置，是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力的一個重要源泉，消費貢獻和內需貢獻也將大幅度提高。

蔡昉指出，戶籍制度是個相對來說較少侵害既得利益，而改革紅利巨大的領域。這項改革關鍵在于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中央政府要合理埋單、分攤改革成本。

戶籍改革的成本是多少

一手掙錢，一手顧家，但同時握住兩只手，并非易事。

在為自己所代表的群體爭取權利時，易鳳嬌溫柔的語調忽然有了力量：“在實行積分落戶的深圳，真正通過這項政策在城市落戶的務工人員有多少？”

易鳳嬌說，積分入戶制度設計重學歷，但務工人員普遍學歷不高，以她工作的國威電子廠近兩年入職的一線工人為例，初中文化的幾乎占一半以上；重技能，但勞務工本來文化水平就不高，又缺少繼續教育、接受培訓的條件，在這方面也很難有機會；至于社保，這個群體就更加難以達到要求。

“可以明確地說，公安部對戶籍管理有嚴格的制度，公安部如果不出臺政策，我們不能隨便說誰能落戶、誰不能落戶。”全國人大代表、寧夏石嘴山市公安局惠農區分局副局長張仙蕊告訴記者，“現在都在‘吆喝’居住證制度，但如何實施得拿出細則來。”

作為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省，江蘇轉移農民市民化社會保障（養老、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就業及子女教育四項，財政擔負的人均成本是3萬~4萬元。

“與外來勞動人口的實際貢獻相比還是值得承擔的。”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住建廳廳長周嵐介紹，2011年江蘇出臺了《江蘇省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辦法》，明確將城鎮新就業和外來務工人員納入公租房保障范圍。各地也有創新實踐，比如，南通市規定每年15%的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符合申請條件的農民工；淮安推出共有產權房試點，將繳納兩年以上社保的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納入保障范圍。

亟待建立政績考核指標體系

蔡繼明建議，要建立有助于推進戶籍人口城市化的政績考核制度。除了財政轉移支付、城鎮建設用新增指標以及中央基建投資安排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外，還應把一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進城務工農民參加社會保險的比例、農民工進城落戶的比重、農民工居者有其所的比重、農民工子女與本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權利的比重等，列入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從而使加快城市化成為各級政府和官員的自覺行動。

易鳳嬌也有同樣的訴求，“城市入戶政策作為重要公共政策，應開展多層面的聽證會、討論會，多聽取異地務工人員的聲音，制定符合農民工實際需要的入戶政策。”

易鳳嬌舉了個例子，人社部門要對異地務工人員提供均等的就業服務、職業培訓、職業指導和平等的社會保險政策，教育部門應充分考慮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問題等，并將這些指標納入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中，對完成好的給予獎勵，對沒有完成的給予批評。

對于城鎮化建設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瑞信律師事務所主任劉玲分析認為，城鄉居民社保等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政府部門要對這些問題提前預防，提早謀劃，以使老百姓的權益在城鎮化推進中不被侵犯。她建議，基層政府對重大事項進行法律風險評估，把問題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保障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本報北京3月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