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這個在兩會前夕就被熱烈討論的話題，這次再次成為熱點。在3月5日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既做減法，又做加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協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此前，圍繞“供給側改革大討論”，觀察者網也曾專門組織專家學者進行解讀，區分供給側改革與里根經濟學的不同。本文作者、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寒竹再次從供給側改革入手，詳細解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改革措施。并從就業角度，提醒創業者們要從實體入手，避免互聯網創業帶來的短視。】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做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 “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觀察者網：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工作中指出，要做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必須要做到三點：第一，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第二，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第三，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您怎樣理解這三點的關系？

寒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第一個百年的奮斗目標，也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目標，所以，堅持社會主義發展觀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李克強總理提出這三點都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應有之義。

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取代資本主義，就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是基于這一點，鄧小平才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今天，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已經居于全球第二，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卻沒有理由放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基本理念。中國只有保持中高速的發展，國民經濟才能健康運行，就業才能得到充分保障，民眾的生活水平才能持續提高，社會才能保持活力與穩定。

從現實層面看，中國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未來五年的年增長率必須要高于6.5%。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中國經濟增長目標設為6.5%-7%，首次采用區間形式。這就是說，6.5%的增速是最低的增長底線，低于這個增長速度，中國在2020年就無法建成小康社會。但中國政府仍然期望經濟增長能夠高于6.5%，所以對經濟增長目標采取了6.5%-7%的區間形式。

結構性改革這個問題涵蓋面比較廣，涉及到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但李克強總理在談結構性改革時，著重強調的是“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自從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后，眾多的經濟學家從各方面進行解讀，供給側改革一時成為媒體的熱詞。但是，經濟學界中的相當多人都傾向于把供給側改革理解為從注重消費向注重供給的轉化，認為在市場結構中，供給比消費更為重要。一些人甚至把供給側改革跟美國里根政府當年實行的供應學派混為一談。事實上，中央的提出供給側改革主張并非來自美國的供應學派，而是基于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供給側改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改革的應有之義。

1981年，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界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并且認為這個需求與生產的主要矛盾貫穿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判斷，三十幾年來，中國歷屆政府的經濟政策都是基于這么一個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斷。

所謂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簡單地說，就是生產與消費，供給和需求的矛盾，而這個矛盾是一個辯證結構。生產滿足并促進消費，消費反過來刺激和引導生產。一般說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永遠處在矛盾中。一方面，某些產業由于能力不足而無法滿足于社會的消費；而另一方面，某些產業的產能又嚴重過剩。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僅要持續發展，而且產業結構永遠都處于調整中。

但近幾年來，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日顯突出。一方面，鋼鐵、水泥、煤炭、平板玻璃、電解鋁、光伏、風電等產業出現嚴重過剩；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生產與供給卻無法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中高端需求。根據統計的資料，2014年，中國在境外的消費已經超過一萬億，其中購買奢侈品的數額高達6400多億人民幣。此外，2014年，中國內地民眾在海外代購市場的交易規模已經超過1500億。正是由于中國社會目前的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的矛盾超出了一般常態，所以中央才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用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來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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