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不如男？女性就業遭遇性別歧視

3月，又進入了大學畢業生求職旺季。每逢此時，女大學生就業遇歧視的問題也會再度引起關注。盡管不少地區都會針對女大學生舉行專場招聘會，但“寧用武大郎不選穆桂英”的現象仍屢見不鮮。

在北京某高校就讀行政管理專業的李諾近幾個月來一直奔走在各大招聘會，崗位競爭之激烈遠遠出乎她的意料，與此同時，來自用人方的“性別歧視”也讓李諾不滿。

“學我這個專業的女生比較多，原本以為女生做行政更有優勢，但是面過幾輪試以后卻發現用人單位更青睞男生。有幾次群面過程中，很明顯是女生的表現都優于男生，但是最后被錄用的還是男生。”李諾告訴記者，自己和室友已經有過不少次“陪跑”經歷，很是無奈。

李諾的遭遇并非個案。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研究報告就指出，在使用相同簡歷情況下，男性大學生接到面試通知的次數比女性高42%，大學生就業過程中的性別歧視現象嚴重。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研究所今年1月發布的《2015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也對2015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狀況進行了統計和分析。結果顯示，在畢業生畢業時的“落實率”上，男性高出4.8個百分點。另外，從2015年高校畢業生月起薪來看，男性比女性平均高出553元。

針對這一現象，在北京某互聯網金融企業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趙女士也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企業招工的確更傾向于男性，她說，“以行政崗位為例，以往女性從事該工作的居多，但是現在企業更樂于招聘男性，除了考慮到用工成本外，男性的身體狀況也優于女性，這是不可否認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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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發展障礙多生育問題成“攔路虎”

除了求職過程中會遭遇“不公正待遇”，女性在進入職場后同樣要面臨巨大的生存和競爭壓力，而生育問題是她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北京某教育培訓企業工作的徐甜甜接受記者采訪時就感慨說，在職場上女性想取得和男性一樣的成績，要付出更多代價。“以我自己的工作為例，平時工作強度大、加班多，作為女性，我首先在體力上就處于劣勢。另外，平時還要分散精力料理家務，不過最大的職業發展障礙還是生育問題。”

徐甜甜參加工作已有5年時間，2015年她與丈夫結婚，但是至今沒有把生育計劃排上日程。“雖然父母一直希望我們盡快要孩子，但是因為怕影響工作，所以沒有考慮。”

徐甜甜說，自己兩年前跳槽到現在的單位，因為是私營企業，老板對女性職工的要求相對較嚴苛，“周圍不少同事入職前幾年都不敢生孩子，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規定，有些懷孕的員工被調崗或者被‘邊緣化’，雖然大家知道這種所謂的‘規定’不合理，但是也不敢有怨言。”

“職場女性面臨的最大矛盾就是，職業上升時期與女性最佳婚育時期重合度高，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兩方面重壓下很難取得平衡。”在北京某雜志社工作的白領汪寧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也道出了作為職場女性的無奈。

與徐甜甜不同，28歲的汪寧雖然未婚未育，不用顧忌來自家庭的壓力，但是她同樣也有自己的困擾，“‘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未婚未育的女性更擔心遭遇職場歧視，用人單位會將這樣的女性視為‘不穩定因素’，其在職場的競爭力也隨之被大大削弱。這樣看來，無論是生育還是不生育都會影響職場女性的發展。”

資料圖 中新社發 劉文華 攝

維護“半邊天”職場權利 亟需完善法律救濟機制

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女性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的比重已經達到45%。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社會中，性別歧視的問題卻常年困擾著職場女性，如何破解這一難題，成為全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女性就業面臨的障礙是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的社會問題，受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很多企業在當下的環境里，做到完全沒有性別歧視很困難，且“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觀念也一直在影響著女性的就業。

“但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現有的法律法規對女性勞動者就業權利的保護，尚沒有十分嚴格的規定，法律文本多是原則性的，因此落實情況不佳，一旦女性就業遇到歧視，沒有具有較強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規去依照執行。”

常凱強調，目前女性就業維權案例甚少，成功的更少，維權難最主要還是因為法律具體操作性不強，法律救濟途徑不完善。女性遭到就業歧視怎辦么？針對類似問題，應該將具體的法律條款細化，增強可操作性。

另外，常凱認為，目前現有政策配套不足。他表示，女性的生理特點決定了其要休產假、哺乳假等，這必然會增加企業用工成本，而如果讓企業完全承擔也存在困難。“從保護女性就業角度出發，政府應當給予企業一些相應補助，同時在社保、生育保險等領域增加投入，具體細化措施還需要研究。”

“此外，工會組織也要發揮作用，維護女性權益，不要只成為‘走過場’的擺設。”常凱說。(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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