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院里,老人緊緊拉著黃久生的手。照片由采訪對象提供

　　黃久生在北京大學百周年講堂里作演講。照片由采訪對象提供

工地上,他是建筑隊長,帶著工友建起一座座堅固的高樓；會堂里,他是黨的十九大代表和河南省總工會兼職副主席,要把農民工的訴求形成提案和建議；敬老院內外,他是孤寡老人的兒子,為700多名老人養(yǎng)老送終；村子里,他是“主心骨”,為村里鋪水泥路、通自來水,為鄉(xiāng)親們謀福祉……黃久生不愿意讓時代的進步在故鄉(xiāng)老屋留下太多痕跡。他要用這個留存早年記憶的老屋,時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我是那個晏崗村出來的農民娃,是那個叫黃久生的農民工,咱永遠是名農民工黨員”

9月2日,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內,1300多名光華管理學院的新生,好奇地盯著一位校友代表走向演講臺。

這張紅木演講臺,曾經接納過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藝術界的大師以及多國政要,這一次它迎來了一個再平凡不過的農民工。

52歲的黃久生,穿著一身黑色西服,上身露出干凈的白襯衫和整齊的領帶。清瘦的身體在演講臺前站定,十指干瘦、有些變形的雙手緊捏著講稿。

那雙掌心至今仍留有老繭的手,曾握著鐮刀收割過一壟壟水稻,搬起過數不清的磚塊、掰彎過各種型號的鋼筋,也觸摸過人民大會堂里神圣的表決器、撫慰過孤寡老人的手。

演講開始了,黃久生用大白話串起來的人生軌跡,像打開了一個藏滿奮斗和責任故事的記憶盒子,盒里有多層空間,黃久生在其中各有不同角色:

工地上,他是建筑隊長,帶著工友建起一座座堅固的高樓；會堂里,他是黨的十九大代表和河南省總工會兼職副主席,要把農民工的訴求形成提案和建議；敬老院內外,他是孤寡老人的兒子,為700多名老人養(yǎng)老送終；村子里,他是“主心骨”,為村里鋪水泥路、通自來水,為鄉(xiāng)親們謀福祉……

吃過百家飯的苦孩子

感受到淳樸溫情,黃久生夢想著長大后也成為像老黨員黃傳順一樣的人:“能幫助村里人,大家有困難了找我談心,這多好!”

河南潢川縣雙柳樹鎮(zhèn)晏崗村,散落在大別山區(qū)北部的幾條山溝里。

如今,平整的水泥路鋪設到山村的角角落落,自來水管延伸到村民家的廚房浴室,過去吃水的土井成為“遺址”。外出打工賺到錢的農民,紛紛回村推倒過去的老屋,建起時髦的二層小樓。

背靠著一個小山坡,三間“60多歲高齡”的土坯房,依然倔強地挺立著,看起來與鄰家的樓房極不協(xié)調。

這三間空空蕩蕩的老屋,見證著黃久生苦澀的童年。

面對記者,71歲的老太太倪家榮,用手在膝蓋上比劃著46年前那場大雪的厚度。1971年農歷臘月的一個大雪天,黃久生重病的母親在這個老屋里撒手人寰,家里唯一的一條被子被剪成兩塊,一塊放在母親的棺材里,一塊留著兄妹三個用。

母親的離世讓這個窮苦的家庭變得更加支離破碎,剛滿兩歲的弟弟被過繼到親戚家,會點修鍋補盆小手藝的父親走村串巷維持生計,經常連著半個多月賺不到錢,也回不了家。6歲的黃久生照顧著4歲的妹妹黃久芳,過起了孤兒般的苦日子。

“真可憐吶,那是個苦孩子。”88歲的老生產隊長李德啟,坐在離土坯房10米遠的一個老式藤椅上,說起過去的小鄰居,激動得抬高了嗓門。

黃久生和妹妹還是在最饑餓的年紀里,感受到了農村里淳樸的溫情。

小院里的大娘呂中秀,看到這兄妹倆常常“吃了這頓沒下頓”、冬天還穿著腳后跟爛了洞的布鞋,除了照顧自己的3個孩子外,又多了一份母親的責任,為黃久生兄妹納鞋底、做衣服。

小男孩黃久生,到鄰居家借米時會怯生生地把小碗放在背后。有時有人問他吃過飯沒有,他總是餓著肚子撒個小謊。堂嫂倪家榮和其他鄉(xiāng)親,知道這個小男孩的脾性后,會拉他到家里給他找點東西吃。

近些年每次受邀到大學演講,黃久生總是以“吃百家飯長大的農村娃”做開場白,“東家一碗稀米飯,西家一塊窩窩頭,這家一小碟咸菜,那家一條舊棉褲。”

童年時的黃久生,最敬佩村里的老黨員黃傳順,“他就像全村人的主心骨,誰家有困難了都找他聊聊。”

小男孩,夢想著長大后也成為像老黨員黃傳順一樣的人:“能幫助村里人,大家有困難了找我談心,這多好!”

上初一時,因交不起1.8元的學雜費,12歲的黃久生上山砍了兩筐松枝,挑到鎮(zhèn)上賣給炸油條的人。“他看我肩膀上磨出的血印子,每次給我兩毛錢。那時兩筐柴火根本不值這么多錢,人家是在幫我啊!”

有能力了就幫助別人!善念,播下了種子。

兩獲魯班獎的農民工

支部書記黃久生帶領“工地黨支部”,發(fā)揮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精益求精質量第一,帶隊承建的工程項目,兩次獲得國家最高建筑質量獎魯班獎

29歲的李永超穿著干凈的T恤衫牛仔褲,站在河南省新鄭市西郊的一個建筑工地上,躊躇滿志地暢想自己的職業(yè)前景。

過去7年,從潢川農村走出來的這個年輕人,從一名建筑小工成長為工地的技術負責人。月薪一萬多,有輛十多萬元的轎車,在老家縣城買了地段最好的房子。

從1986年開始,30年來,黃久生帶領家鄉(xiāng)累計12000多農民工,揮汗在一個個建筑工地。像李永超一樣,他們從貧窮的小山村出發(fā),走上脫貧之路。

1983年,18歲的黃久生,告別高中校園和潢川老家,到鄭州西郊的工地當了一名運土的小工。拉著運土車,不足100斤的瘦弱身體,經常被車把翹得老高。

“使了吃奶的勁”搬磚頭、提泥灰,干遍了所有雜活的黃久生,到了年底仍沒有掙下多少錢,“不好意思回老家過年”。那一年的除夕夜,他孤零零地留守在工地。

此后的工地歲月,不甘只會賣力氣的黃久生做起“有心人”。為請教技術,他給老師傅洗衣服、端洗腳水；為摸清建筑施工的門道,他省吃儉用買來建筑專業(yè)書籍,工余時間一本本地“啃”。

夜晚的工棚,多了一個秉燭讀書的人。有一天,他干活太累了,晚上看書時不知不覺睡著了。蠟燭點著了書本和枕頭,頭發(fā)燒焦了,才驚醒酣睡中的黃久生。

就這樣,憑著堅韌的毅力,他系統(tǒng)地學完建筑專業(yè)全部函授課程,取得了平頂山工學院的大專文憑。

憑著吃苦耐勞的韌勁和過硬的專業(yè)知識,黃久生一路從只會干力氣活的小工,成長為“靠技術吃飯”的大工,再到班長、隊長,最后擔任了中建七局一公司項目部經理。跟他一起干的潢川籍農民工,從最初的40多人,變成上千人、上萬人。

1998年,黃久生鼓足勇氣向老家的雙柳樹鎮(zhèn)黨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對一個長年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工來說,入黨并非易事。6年后,經過組織的全面考察,他終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005年,雙柳樹鎮(zhèn)駐鄭州農民工黨支部成立,黃久生當上支部書記。他深知農民工黨員知識水平有限,要擰成“一股繩”不容易,一刻也不敢懈怠,定期召集支部50多名黨員在工地上過組織生活,學習黨的政策。到今年,這個“工地上的黨支部”,已經發(fā)展到90多名黨員。

農民工經常遭遇討薪難。支部書記黃久生四處奔走,幫助很多農民工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追回被拖欠的工錢。

“對工程有潔癖”的黃久生,只要看到一點瑕疵,他都要推倒重來。一次,他發(fā)現(xiàn)工友打的水泥柱子上有蜂窩面,雖然對工程質量影響不大,但還是讓人砸掉重打。

支部書記黃久生帶領“工地黨支部”,發(fā)揮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精益求精質量第一,帶隊承建的工程項目,兩次獲得國家最高建筑質量獎魯班獎,60多次獲得國家和省市級優(yōu)質工程獎。

工作上較真的黃久生,生活中卻“一點老板的架子都沒有”。在新鄭建筑工地上的保安隊長朱會忠眼里,黃久生“穿得樸實,說話溫和,從沒大聲訓過人,在食堂角落里吃飯,跟工地上的人沒啥兩樣。”

每年總有幾個來自家鄉(xiāng)或其他縣市的孤寡、殘疾老人,跑到工地上想找點活干,黃久生從不拒絕,他把這些出不了力氣的老人安排給朱會忠。

于是,工地上出現(xiàn)了一支高齡老人保安隊,9人中年齡最低的56歲,“每月給每人發(fā)3000元工資,實際上是在做慈善養(yǎng)著他們。”

700多個老人的兒子

老紅軍和老共產黨員劉傳江還記得革命年代黨員和群眾之間的魚水深情。在老人的印象里,黃久生身上有著共產黨員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對待老人和鄉(xiāng)人比親人還親”

300多公里外的雙柳樹鎮(zhèn)上,半個足球場大小的敬老院里,10多個老人坐在一排二層樓房的門口,前面是兩大塊菜地和一個食堂。

說到黃久生這個后生,這些七八十歲的孤寡老人,總是反復說著“大善人”這幾個字。

老人排著隊拉記者“參觀”他們的房間,打開一個約兩米高的衣柜,抱出來一摞摞棉衣、羽絨服,“炫耀”著黃久生給他們買的新衣。

對于沒有多少生活物件的老人們,這個衣柜更像是他們的藏寶箱,舍不得穿的新衣被當成寶貝一樣藏起來。70歲的黃本閣,打開床底柜的小門,掏出幾雙黃久生買來的新鞋子。

1996年春節(jié)前,為了讓家鄉(xiāng)的孤寡老人、五保戶、特困戶過個好年,打工“打出了名堂”的黃久生,拿出兩萬元,給老人們買了肉、米、油。此后,每年定期看望、照顧家鄉(xiāng)的這些老人,成了這個農民工雷打不動的習慣。他照顧的老人從開始幾十人,變成現(xiàn)在的700多人,看望老人時的采購單上除了肉、米、油,還寫滿了四季新衣、毛巾、被子、手紙、洗衣粉等一長串生活用品。

2008年,看到一些老人在家孤苦無依,他又出資在鎮(zhèn)上建起了敬老院。

73歲的蔡長貴覺得,黃久生“雖然不是親兒子,但比親兒子還親”。

黃久生擔心老人們遇到難事聯(lián)系不到他,就在每年給老人送油米時,把自己的手機號印在米袋子上。對敬老院的老人,他能記住每個人的生日,經常驅車四個多小時給老人祝壽,有時候還跑到后廚做上幾個拿手菜。

敬老院里,逢人就說自己是“民國4年出生”的老紅軍和老共產黨員劉傳江,還記得在革命年代共產黨員和群眾之間的魚水深情,“群眾對我們好,我們把群眾當親人”。在老人的印象里,黃久生身上有著共產黨員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對待老人和鄉(xiāng)人比親人還親”。

前幾年,孤寡老人李鴻金患上了癌癥,臨終前只有一個心愿:“見不到久生,我閉不了眼。”從建筑工地匆忙趕回的黃久生,緊握著老人干瘦的手說:“您百年之后,我送您上山。”10多天后,老人去世,黃久生穿上白孝布,扮演了親兒子的角色,為老人料理后事。

在老家晏崗村甚至整個雙柳樹鎮(zhèn),誰家有過不去的坎,總會第一時間想到找黃久生幫忙,把他當成“主心骨”。

“小時候村里人、素不相識的人都幫助過我,我這輩子都想著怎么報答他們,怎么幫助更多的人。”知恩圖報,黃久生覺得是自然而然的事。

上中學時,語文老師布置了一篇作文《我的理想》。科學家、飛行員、工程師……同學們紛紛書寫著美好又輝煌的未來。只有黃久生的理想,樸實得有些另類,他夢想著長大能當一個貨車司機:“多拉貨,多掙錢,回報那些給我飯吃、給我衣穿的人。”這篇把老師看哭了的作文,得了全班的最高分。

有諾必踐。早在1986年春節(jié)前幾天,到鄭州建筑工地干活的第三年,終于攢下3000元的黃久生,留了幾十塊錢的路費,其余的錢全部買了香蕉、核桃、大棗以及當時流行的“的確良”布,從縣城租了輛手扶拖拉機,把東西拉到村子里。看著拿到禮物笑得合不攏嘴的鄉(xiāng)親們,黃久生體會到了從未有過的快樂。

今年9月2日,黃久生在北大百周年講堂講完他的故事后,一名新生代表感慨地說:“人生第一筆3000元錢,許多人會留著,用來擴大再生產,黃叔叔的選擇是報答養(yǎng)育他的鄉(xiāng)親,最初的選擇成就了他精彩人生。向您這份大愛擔當致敬!”

“有獻身精神的社會棟梁”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建院以來招收的第一個農民工學生,斬釘截鐵地說道:“一個企業(yè)家,如果沒有對社會的擔當、對家國的情懷,身家再多、財富再多,也不算成功”

這已經是黃久生第二次走上北大百周年講堂。

2013年9月,北大的開學季,作為研究生新生代表,黃久生第一次登上百周年講堂。

2011年,這位中建七局一公司的項目部經理,意識到自己需要學習現(xiàn)代化的管理理念,“萌生了去北大學管理的念頭”。

然而,不懂英語,通不過招生入學考試,只有大專文憑,沒法直接讀研究生,黃久生的“北大夢”接連兩年被擊碎。

第三年,時任光華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冒大衛(wèi)和副院長張志學,得知黃久生的經歷后,決定對他破格錄取。面試時,張志學提了一個條件,讓黃久生把自己的故事講給新生聽。

入學后,課堂上艱深晦澀的理論,讓黃久生覺得“很心累”。他不得不在下課后,像個好奇的小學生,一遍遍找老師請教那些之前聞所未聞的術語。

在導師張志學指導下,黃久生結合自己在建筑工地多年的經歷,確定了碩士論文題目——《激勵理論在工程建設員工管理中的應用》。那些天,北大寬敞明亮的圖書館里,年過50的黃久生,坐在一群20來歲的年輕人中,一本接一本地“啃下”大部頭專業(yè)書。

2015年5月3日,北大光華管理學院30周年院慶慶典上,冒大衛(wèi)在致辭中,特意提到了這個建院以來招收的第一個農民工學生。

黃久生被稱作“有獻身精神的社會棟梁”,他的名字與十多個學術新星、商界領袖、創(chuàng)業(yè)英雄、行業(yè)精英,一同出現(xiàn)在那篇講稿中。

他對社會的奉獻,以晏崗村為原點,延伸到了更遠的地方、更多的群體。

在鄭州的工地上,這個黨支部書記最初只是幫老家的工友討工錢,沒想到后來自己的名氣,在農民工群體中逐漸傳開。四川、貴州、安徽等地的農民工紛紛找上門來。

忙不開身,他不得不委托專業(yè)法律人士幫忙。一批律師、退休法官,成了黨支部的法律顧問團。這些年,他和黨支部已經為5000多名農民工討回工資3000多萬元。

站在北大百周年講堂,臺下坐滿了成功的企業(yè)家和未來的商界人才,他斬釘截鐵地說道:“一個企業(yè)家,如果沒有對社會的擔當、對家國的情懷,身家再多、財富再多,也不算成功。”

5年前,當選黨的十八大代表,讓黃久生“做夢都沒想到”。今年,這位農民工黨員又當選黨的十九大代表,這讓他覺得“光榮自豪的同時,壓力很大”,“作為一名農民工黨員是渺小的,但當選為黨代表,就肩負著更大的責任。”

整個9月,這名黨代表幾乎每天都行走在鋼筋水泥密布的建筑工地,與工友交談,了解農民工的期盼和所需所求,“我要把基層農民工的聲音帶到大會上。”

“媽媽”呂中秀家客廳的墻面,裝飾簡單,一塊不大的地方掛滿了上小學的孫子得過的獎狀,旁邊是“兒子”黃久生手捧榮譽證書的照片:全國勞動模范、全國道德模范、全國優(yōu)秀共產黨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

上了年紀的呂中秀,說不上來這些榮譽意味著什么,掛這些照片只為了想“兒子”時能隨時抬頭看一眼。

前些年,黃久生老家的三間土坯房,實在經受不住歲月的沖刷,已經疲憊地隨時要轟然倒下。他請人加固了墻體,在草房頂上加蓋了一層紅瓦片。

房前的水田里,收割機留下一排排整齊的稻秸。不遠處一座叫洪山寨的小山,將要被開發(fā)成特色旅游景區(qū)。在這個不斷發(fā)生新變化的村子里,黃久生一直不愿意讓時代的進步在老屋留下太多痕跡。

他要用這個留存早年記憶里的老屋,時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不管有多少榮譽、有多大榮譽,我還是那個晏崗村出來的農民娃,還是那個叫黃久生的農民工,咱永遠是名農民工黨員。”(記者 完顏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