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美國關稅沖擊以及地緣政治回潮等復雜挑戰下，東亞各國以及地區合作面臨巨大的“壓力測試”。以東盟和中日韓（10+3）機制為主渠道的東亞合作如何保持韌性，并在轉危為機中實現更大發展？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許利平：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孟月明：遼寧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10+3區域合作韌性來自哪里

許利平

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在不久前發布的最新季度展望報告中預測，東盟與中日韓（10+3）地區2025年經濟增長率為3.8%，在全球貿易動蕩時期展現出一定的韌性。同時，這個主要負責區域宏觀經濟金融監測的國際組織也在報告中提到，隨著美國關稅壁壘等陰影繼續籠罩全球和地區經濟前景，10+3地區經濟增長未來將面臨更多挑戰，2026年增速可能放緩至3.6%。

東盟和中日韓（10+3）合作是東亞經濟合作的主渠道，目前已經成為東亞區域合作的核心機制。10+3合作源于1990年馬來西亞時任總理馬哈蒂爾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設想。1997年，首次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在吉隆坡舉行，正式啟動這一東亞地區合作進程。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0+3就擺脫金融危機、恢復經濟增長以及促進東亞地區長遠發展等議題進行深入溝通與合作，這讓該機制有了某種“為了應對危機而生”的意味。2000年5月，10+3財長會議在泰國清邁簽署《清邁倡議》。這是一份旨在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協議，10+3國家分別向“共同外匯儲備基金”投入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資金，當某個國家面臨外匯資金短缺等困難時，其他國家可以借此提供幫助。迄今，《清邁倡議》被認為是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之一，對于防范金融危機、推動區域合作具有深遠意義。

就此而言，東亞合作一開始就是帶有“危機驅動”特征的合作機制。“為了應對危機而生”，本身就成為10+3合作韌性的一大來源。在10+3框架下，相關國家展開一系列機制性合作，建立不同層級的定期會晤機制，圍繞諸多領域開展對話合作。這些機制性合作有利于增進10+3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進而成為增強東亞合作韌性的又一因素。除此之外，10+3合作還有市場規模巨大、產業互補性強等天然優越條件。10+3區域人口總量大約22億，這構成了一個體量巨大的消費市場。東盟國家在原材料、適齡勞動力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中日韓則在產業鏈價值鏈中高端占據重要位置，這使10+3國家在制造業和其他諸多產業發展中高度互補或互嵌，形成極具效率的區域合作體系。

當然，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經濟霸凌沖擊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的大背景下，東亞合作也面臨著復雜挑戰。比如，地區國家出口面臨美國關稅沖擊。10+3國家多為外向型經濟體，相當程度上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這種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是面向東亞區域內部，另一方面也面向區域外，尤其是與美歐的貿易往來。目前來看，對美出口在地區國家對外貿易中普遍占據相當高的比例，美國濫施關稅將對東亞國家出口產生直接影響。當然，美國關稅沖擊也會刺激地區國家對商品出口進行結構性調整，包括減少對美出口，增加對區域內以及美國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出口比重。

盡管如此，地區國家出口成本還是不可避免地將會有所增加。長期以來，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范圍內的產業分工促進資金、人力、原材料和中間品等各種資源自由流動、優化配置。但美國挑動關稅和貿易摩擦，對全球產供鏈包括中間品貿易造成打擊，將對10+3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帶來沖擊。另外，美國在與地區國家進行貿易談判或已經宣布施加的關稅中，往往試圖植入一些排他性尤其是針對轉口貿易的條款，可能會對10+3區域內的經貿往來造成一定影響。

面對這些挑戰，10+3國家除了要繼續充分發揮各種對話合作機制的作用，基于地區認同和共同利益加強區域一體化建設，還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和自由貿易原則，在做大共同利益蛋糕方面多下功夫。

警惕“隱形毒丸”效應

項昊宇

當前，東亞區域合作正面臨全球經貿環境劇變疊加地緣政治回潮帶來的一場巨大“壓力測試”。美國對地區國家不同程度加征關稅，給高度一體化的東亞生產網絡帶來諸多風險，比如加劇產供鏈紊亂和金融市場動蕩等。面對美方“分而治之”的關稅策略，東盟與中日韓（10+3）機制內部的團結與協調能力亦面臨考驗。盡管10+3國家在宏觀政策層面展現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和反對單邊主義的共同立場，但因各國對美經貿關系以及受關稅影響程度不同，具體應對策略方面存在差異。

日本和韓國通過承諾對美進行數千億美元的投資和開放市場，將美“對等關稅”稅率鎖定在15%，避免了25%的更高稅率。但協議的深層影響在于要求建立半導體、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關鍵領域的“安全供應鏈”并加強出口管制協調，這實質上會導致日韓與美國的技術標準和安全審查體系進行綁定。與此同時，東盟內部分化日益顯現。越南7月初率先與美國達成協議，將稅率降至20%，其代價不僅是對美開放市場，更關鍵的是同意建立一個嚴格的“原產地核查機制”，以向美方證明其出口產品并非簡單轉運或大量使用來自中國的零部件。

這種“隱形毒丸”效應可能深刻沖擊10+3合作的根基。首先是瓦解共同市場基礎。當日韓被迫將高科技供應鏈與美國綁定，部分東盟國家的生產和出口又受到美國原產地規則嚴格限制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所倡導的統一、低壁壘的區域大市場便可能被割裂。二是制造內部戰略互疑。美國通過“逐個擊破”的談判策略，與地區國家達成五花八門的貿易協議，客觀上可能削弱區域集體談判的立場，也會在10+3內部催生新的不平衡與不信任感。三是迫使產業發展路徑分叉。10+3國家在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等未來產業的發展路徑上，面臨被迫選擇美國標準還是制定區域通用標準的困境，這可能阻礙東亞形成統一的技術生態和產業集群，削弱區域長遠的整體競爭力。另外，對美關稅議題一定程度上也干擾了10+3既有合作議程。各國被迫投入大量外交資源應對貿易爭端，可能擠占在金融合作、互聯互通、社會文化等領域深化合作的精力。

盡管風險和挑戰嚴峻，但國際經貿局勢動蕩也在倒逼東亞國家“抱團取暖”，進而為深化區域合作帶來新的契機。東亞接下來關鍵是回歸合作初心，聚焦共同利益，以功能性合作為先導，以制度性建設為保障，化解風險，共創未來。

一是要堅定維護東盟中心地位。10+3應努力協調立場，以一個聲音說話，提升東亞在國際舞臺上的集體話語權和影響力。一個東盟主導、協商一致、照顧各方舒適度的區域合作框架，是避免東亞陷入分裂對抗的唯一可行路徑。中日韓三國應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中心地位，同時積極賦能東盟，提升東盟統籌和引領區域合作的能力。

二是以高質量實施RCEP塑造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格局。RCEP的生命力不僅在于關稅減讓，更在于統一的原產地規則以及在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電子商務等領域的制度型開放。各方應加速國內相關法規的對接，重點消除非關稅壁壘，推動海關程序的簡化與協調，真正實現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便利化。

三是積極擁抱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雙引擎”。各方應加快在10+3框架下探討建立數字貿易的共同規則，推動數據安全、有序跨境流動。同時，通過推動設立“東亞綠色發展基金”等舉措，將綠色轉型打造為區域經濟新的增長點。

四是強化區域金融安全網。地區國家應進一步完善“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探討在危機時更快速的啟動程序。同時積極探索區域內本幣結算，特別是降低對單一外部貨幣的過度依賴，增強區域金融體系的韌性。

歷史經驗提醒我們，“以團結求發展”才是地區國家利益的最大公約數。10+3國家應著眼長遠，化外壓為內部整合動力，為打造一個更具韌性、更加自主和繁榮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加快政策協調和集體行動。

共探加強區域合作的新路徑

孟月明

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東亞能否有效應對內外壓力、維護地區國家共同利益，不僅關系到東亞一體化的發展進程，對于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也有重要影響。

東亞區域合作進程具有顯著的“危機驅動”特點，每遇重大危機，區域主要國家往往都能加強協作共御挑戰，并將危機轉化為強化合作的動能。這一模式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均有體現。東盟模式不斷鞏固和拓展、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機制日臻成熟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簽訂實施等，都成為東亞區域合作的關鍵加速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貿易領域的一個顯著趨勢就是區域貿易協議（RTA）數量顯著增加，相關國家通過建立自貿區等方式強化經濟聯結，而且區域內貿易占全球總量比例不斷提升。就此而言，以10+3為主渠道的東亞經濟合作，已經成為這種趨勢的一個縮影。光是今年以來，中日韓外長會、中日韓與東盟（10+3）外長會順利召開，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完成，RCEP協定高質量實施，東亞各國在積極應對全球性和地區性發展挑戰的過程中，加快深化區域合作的路徑探索。

2025年上半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3.67萬億元人民幣，增長9.6%，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6.8%。3.0版的中國—東盟自貿協定標志著這一覆蓋全球1/4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邁入規則深度融合的新階段，與2.0版相比，既對原來涵蓋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海關規則、經濟和科技合作等相關內容作了深化細化，又增加了數字經濟、綠色經濟、供應鏈互聯互通、中小微企業、競爭規則和消費者保護等內容，這有利于提升雙向開放水平，推動產業鏈深度整合。

RCEP生效實施3年多來成為區域經濟增長新的引擎，區域內貨物貿易規模穩步增長，產業鏈、供應鏈網絡融合發展，區域內中間品貿易占貿易總額比重由2021年的65%上升至2024年的68.3%。未來RCEP不僅會進一步夯實區域合作基礎，還將在推進跨區域合作方面進行拓展。

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關稅及貿易壁壘增多、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的大背景下，10+3合作更顯彌足珍貴，相關各國普遍贊同讓該機制繼續發揮戰略引領作用，以推進地區包容性發展和可持續和平。進一步推進實施RCEP，完善區域金融安全網，提升糧食安全合作水平，同時加強人工智能、數字轉型等創新合作、打擊跨國犯罪等安全合作、促進社會人文交流等，得到10+3國家的共同支持。事實證明，10+3合作機制建立以來，持續強化東亞地區整體的危機應對能力，在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合力打造發展新動能等方面成效顯著，助力東亞成為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

從目前全球貿易的發展態勢來看，區域一體化以及區域內的自由貿易一段時期內將成為新型全球化的主流貿易形式；與之相對，全球范圍內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也逐漸由只有一條相對統一的全球產供鏈，向著同時存在多條相對獨立的區域性產供鏈方向發展。換言之，在多邊貿易秩序遭遇嚴峻挑戰、國際經貿格局面臨劇烈調整的過程中，產業鏈供應鏈的區域化特征將進一步凸顯。美國挑動關稅沖突對東亞各國而言當然意味著巨大挑戰，但不排除“危”中有“機”。比如，東亞國家在不斷加強區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建設的同時，可能會越來越多地以地區形式搭建與世界其他區域的合作，這很可能會成為未來十年到二十年間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實踐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