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軸的“鐘擺”能擺多遠
孫恪勤
歐洲多國以公開聲明甚至派兵增援等方式，支持丹麥及其自治領地格陵蘭島抵制美方“接管”意圖，但華盛頓依然沒有放下對格陵蘭島“主權要求”的意思。美歐關系“非對稱性”由此再度顯現。
回顧歷史可見，美歐同盟始于二戰結束之初，當時就呈現出“美主歐從”局面。美國在1947年和1948年先后提出并開始實施“馬歇爾計劃”，旨在通過經濟援助幫助歐洲實現戰后經濟復蘇。1949年北約成立，用其首任秘書長伊斯梅爾的話說，這個以美國為主導的軍事政治集團存在的目的，就是“壓住德國人、留住美國人、防住蘇聯人”。對于美歐關系而言，北約事實上與經濟層面的“馬歇爾計劃”形成配合，幫助華盛頓實現對歐影響乃至控制。隨后，歐洲在經濟復蘇過程中一步步從煤鋼共同體、歐洲共同體發展到現在的歐洲聯盟，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其間，美國在跨大西洋關系中始終扮演主導角色，歐洲處于從屬地位。
演變至今，美歐關系成為美國全球同盟體系或者說地緣政治意義上“西方”的核心組成部分，但其不平等性也最典型。除了前述歐洲戰后復蘇與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扶持的歷史因素，在現實機制層面，美歐在北約和七國集團之外還構建起定期首腦會議以及經貿、技術等各領域各層級對話，美國在這些機制中都扮演著領導角色。
在力量對比層面，2000年前后歐洲經濟實力和發展勢頭與美不相上下，歐元正式流通之初形成與美元分庭抗禮之勢，極大提升了歐洲在國際經濟乃至政治格局中的影響力。但隨著2004年后大幅東擴，歐盟在拓展經濟空間和地緣影響力的同時，也越來越受到內部發展差距以及決策效率等問題拖拽，與美經濟差距越來越大。軍事層面更是無需贅言，歐洲安全防務整體上依賴美國主導下的北約機制。在國際事務層面，美國是戰后國際秩序的主要創建者和主導者之一，在聯合國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中發揮重要作用。
以上這些方面促使跨大西洋關系形成“美主歐從”局面。不過，歐洲歷來都有不滿和掙扎，追求美歐關系平等成為一直以來的目標。
雖為同盟關系，美國和歐洲畢竟都是國際關系中的獨立行為主體，也是不同利益主體。換言之，美歐利益訴求不盡相同，戰后結盟以來雙方齟齬甚至沖突屢有發生，比如20世紀60年代法國戴高樂時期使用“空椅政策”或“缺席政策”，就是用以抗議美蘇在裁軍問題上的壟斷，當時令華盛頓頗為尷尬。現在，美歐在對俄政策、關稅以及格陵蘭島等問題上都有重大分歧。
歐洲內部一直都有“無論如何都要維持對美關系”的大西洋派，但也始終存在呼吁強化“歐洲戰略自主”、要求與華盛頓“平起平坐”的歐洲派。近些年來，隨著美歐關系劇烈震蕩，加強“戰略自主”成為歐洲大陸新的政治正確。但不得不承認，歐洲現在仍舊“力有不逮”，尋求對美平等的努力迄今進展緩慢，這一方面是因為歐洲內部利益分化乃至博弈相當激烈，難以形成一致共識和統一步伐；另一方面是美國對跨大西洋關系的掌控力一直很強。
比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德國施羅德政府反對美國對伊動武政策。作為報復，美國加快推進“新歐洲”戰略，通過拉攏歐盟在中東歐的新成員國牽制德法等“老歐洲”國家，以“分而治之”策略限制歐盟實力增強、加強對歐控制。再如，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和延宕期間，美國拜登政府主要是以軍援形式支持烏克蘭，并讓歐洲承擔援烏主要責任和代價；現任政府上臺以來試圖推動俄烏停火，已然付出巨大經濟社會代價的歐洲卻被擋在談判桌外。又如，美國現任政府公開加大對歐洲內部右翼民粹主義力量的支持，事實上加劇了歐洲政治動蕩，如此等等。
總體來看，美歐同盟逐漸形成了某種“此消彼長”的互動關系。歐洲在內部團結、經濟實力提升時期，往往對美平等訴求高漲，反之則會呼聲減弱且“有心無力”。美國政策變化影響更為明顯，拜登政府時期奉行價值觀外交和強化同盟政策，美歐關系明顯恢復和拉近，但“特朗普2.0”時期對歐打壓增多，同盟關系隨即惡化和疏遠。
就此而言，美歐關系形成一種以美國為軸的“鐘擺效應”，當前雙方矛盾導致歐洲向著疏離華盛頓的方向擺幅增大。但這還不會導致美歐關系徹底破裂，同時“非對稱性”也不會變，原因除了美歐力量對比和美國不會放棄對歐控制，還有歐洲“戰略自主”呼聲雖強但進展遲緩，因而陷入既想“戰略自主”又難真正擺脫美國的窘境。（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歐洲該從“不安”走向“成熟”了
【法】皮埃爾·皮卡爾
歐洲對于美國在委內瑞拉軍事行動的反應可謂異常謹慎，并且存在肉眼可見的內部分歧。大多數歐洲領導人只是發表了字斟句酌的聲明，表示正在“密切關注局勢”，而未闡明集體共同立場。這種謹慎克制并非是對事態進展漠不關心，而是緣于一種深層的戰略不安，這暴露了歐洲當前在外交政策領域的脆弱與無奈。
歐洲主要國家以及歐盟層面領導人表態一出，缺乏共識的現狀立即暴露無遺。其中一些領導人強調美國這次行動在法律上的“復雜性”并以此佐證本國予以“謹慎評估”的必要性，另一些領導人則稱支持委內瑞拉實現“和平、民主過渡”，還有一些表態重申維護國際法、反對以外部干涉強行推動別國政權更迭的立場。這些截然不同的反應再次揭示了歐洲內部的碎片化現狀。事實上，這種分裂在其他重要地緣政治領域早已顯現。
這種分裂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一個結構性現實：歐盟內部在戰略文化、安全優先事項以及制定共同外交路線的能力等方面差異巨大。從這個意義上講，委內瑞拉事件與其說是一個例外，不如說是一個具有揭示性意義的案例。面對在國際法層面敏感且地緣政治意味濃厚的局勢，歐洲各國都是根據自身國家利益和對全球力量平衡的解讀作出回應。
歐洲的焦慮與不安，核心在于方法論層面的矛盾。歐洲一些國家認為，美國對委行動背離多邊主義框架，缺乏國際機制作為依據，單邊性質明顯，因此引發人們對于國際法治規范是否得到尊重的擔憂。歐洲一向自我標榜為致力于維護國際法的規范性力量，當前這種情況使其面臨既定原則與戰略現實之間持續的緊張關系。
委內瑞拉事態未平，格陵蘭島事件又起。無論美方“接管”格陵蘭島的言論是否付諸實踐，它們都凸顯出一種加劇歐洲焦慮與不安的戰略模糊或不確定性：作為跨大西洋聯盟核心成員、歐洲安全關鍵保障者的美國，竟然公開聲稱想要獲取一塊位于歐洲—大西洋區域核心地帶的領土。對一些歐洲國家而言，這一事件凸顯了權力政治、主權框架以及聯盟運作之間持續存在的矛盾。
跨大西洋關系本身存在嚴重的不平等性。歐洲在安全防務層面嚴重依賴北約，北約的能力和戰略方向則由美國主導。這種結構性依賴使歐洲在對這個主要安全盟友所作所為表達保留意見時，難有太大的政治回旋空間。美歐之間不平衡和非對稱的關系，導致歐洲難以闡明獨立自主和一以貫之的立場。
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國對委行動的影響超越了拉美或美洲框架，成為涉及一系列更廣泛議題的焦點。對歐洲很多人而言，問題的關鍵不是出現了某一孤立個案，而是在于它所具有的先例性或方法性意涵。相關爭論的焦點與其說是華盛頓到底有何意圖，不如說是這種非常規性操作將會帶來什么長期影響。至少目前來看，這些做法可能削弱現有的國際法治和多邊主義框架。
那么，歐洲在委內瑞拉事件上的冷淡態度和意見分歧會持續多久？很可能是只要歐盟無法明確共同戰略姿態，這種情況就會持續下去。在對自身國際角色缺乏共同愿景的情況下，歐洲將繼續以碎片化方式行事，在國際法層面的謹慎、跨大西洋團結和國家主權考量等因素之間搖擺不定。
當然，想要擺脫窘境的歐洲目前仍有一些可行路徑。一種是保持務實取向，按照“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原則處理相關危機，這樣做的代價是內部分歧繼續存在，但至少不會對現有安全架構構成挑戰。另一種是逐步確立更加一致的歐洲立場，其基礎是尊重和維護國際法、依靠多邊主義框架和加強政治協調。這樣不會導致內部對抗甚至關系破裂，但需要時間以及共同政治意愿。
歸根結底，委內瑞拉危機揭示了歐洲作為一個戰略行動者所面臨的窘境。歐洲當前遭遇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日益動蕩的國際環境中將戰略上的不安轉化為政治上的成熟。（作者是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