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5年7月開始，我有幸作為中國農業大學研究團隊的一員在坦桑尼亞開展為期一年的區域國別田野調查研究，同時對中非合作減貧實踐做一些觀察。這也是我第二次前往坦桑尼亞。

這個東非門戶國家，給我上的第一課是距離需要用時間重新定義。從海濱城市達累斯薩拉姆出發到內陸農業大區莫羅戈羅省，車程不到200公里，我們卻花費了超過6個小時。我們走的是坦桑尼亞全國最高規格的T1公路，而這條路只有雙向單車道，一有車拋錨路上就必定會堵車。而在非洲，大部分車的車齡都超過20年，拋錨也就變成了常事。更要命的是，由于缺乏維護，路上遍布超重卡車碾壓出來的“炮彈坑”，這讓我對腳下這片土地的“熱情”有了種顆粒感十足的體會。

也正是這次調研讓我來到了獅子村——位于莫羅戈羅省的一個城郊村莊，并深入了解到我的導師團隊在這里與坦桑尼亞已經開展了十余年的“小技術，大豐收”“小豆子，大營養”等農業減貧合作。坦桑尼亞國內95%的農業土地都是雨養農業，缺乏灌溉基礎設施，農民也缺少資本去購買化肥與殺蟲劑。這些因素導致坦桑尼亞的糧食產量極低，玉米的平均產量為每公頃11袋（約1.3噸），而中國的每公頃產量約為6.6噸，單位土地產量相差約4倍。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農大團隊希望可以通過引入勞動密集型種植技術、大豆玉米間作套種技術，幫助當地提高其農業產量、增加農民收入。

我們在獅子村了解到，農戶們每年的糧食大都不夠自己吃，很多農戶家里孩子每天只吃一頓飯。當地小學的老師告訴我，學生時常因為饑餓而無法在課堂上集中精力。平日里，每個學生都要攜帶500坦桑先令（1元人民幣約等于358先令），這樣就可以在學校或者路上買點兒吃的解決一天的午餐。這筆錢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說可不是小數目，這里的農民家庭普遍有3個以上的孩子，多的甚至有七八個，對于一個年平均收入40多萬先令的家庭來說是很重的負擔。

正因如此，去年7月中國農大與莫羅戈羅省合作，將“小豆子，大營養”項目升級為兒童豆漿營養項目，開始在獅子村的朱胡迪小學試點，為該校350名小學生每人每天提供一頓營養早餐，包含一杯約300毫升的豆漿和兩塊炸糕。由于吃飯時間定在了10點后，這頓早餐實際上也成為了孩子們的午餐。

一杯豆漿加兩個炸糕看似不多，但是對于當地學生的營養補充至關重要。大豆富含植物蛋白以及多種人體需要的微量元素，對于正處在生長發育關鍵窗口期的小學生來說可謂黃金飲品。此外，豆漿的價格相比牛奶、肉類等動物蛋白也更加具有“親民性”。更重要的是，項目鼓勵獅子村種大豆的示范戶形成“豆漿小組”，他們用自己種的大豆磨成豆漿供給學校。為了避免村里電力不穩定和電費過高的問題，項目還為農民提供了5個大石磨，以保證豆漿的穩定供應。這種做法就把農業產業鏈的延伸、農民的增收巧妙地與當地兒童營養的提升結合起來。該項目目前為孩子們提供每份營養餐2元錢的費用，以覆蓋大豆種植和加工的成本。“豆漿小組”的農戶也在考慮，未來是否可以帶動更多的村民種植大豆，讓作為學生家長的農戶無償提供大豆，這樣豆漿營養餐就可以一直提供下去。

坦桑尼亞之前種植大豆主要是為了養殖、榨油，他們的主食還是玉米。而中國幾千年來對于大豆的加工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些“小技術”式的平行經驗完全可以為非洲所用。一次和莫羅戈羅省主管農業經濟部門的官員交流，她對我說：“一開始你們中國人來這邊說大豆可以做出‘豆奶’，我一點兒都不相信，直到第一次看到豆漿從石磨上流出來，我才相信這是真的。”

在項目實施一個月之后，我們又來到獅子村了解村民的想法。很多村民告訴我，因為在學校能喝到豆漿，現在孩子每天都非常樂意上學，之前他們還擔心孩子們不喜歡豆漿的味道。現在每天上午的課間早午餐環節已變成朱胡迪小學學生們翹首以盼的“Soya Time”（豆漿時間）。豆漿，這一樸素的“中國飲品”，在中坦民眾之間傳遞著“民心相通”最本真、最綿長的滋味。

將中國豆漿引入坦桑尼亞的這一嘗試，其意義遠不止于一種飲品的傳播。它本質上是一個精巧的“發展微試驗”：通過幫助當地農民延伸大豆產業鏈、改善社區營養水平，示范了一種“既賦能，又滋養”的可行路徑。

當然，非洲減貧的征程要靠更根本、更廣泛的結構性變革——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農業生產率的系統性提升，以及內生發展能力的全面構建。豆漿項目帶來的改善是溫暖而具體的，但它無法替代那些宏大的經濟命題。

盡管如此，這個關于中國豆漿與坦桑尼亞鄉村相遇的故事，依然為中非合作書寫了一頁充滿溫度的敘事。它告訴我們，在投資、貿易等抽象數據之外，合作也可以是細膩的：它關乎一粒豆、一根玉米、一位農民臉上的笑意、一個孩子的早餐。這種 “微敘事” ，或許正是中非合作、擺脫貧困平行經驗分享最生動的注腳。（作者是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