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再次聲稱“無論難易”都要得到格陵蘭島，引發全球關注。近年來，北極地區在地緣政治、能源安全和全球氣候格局中的地位急劇上升。這使得北極從冷戰時期的軍事前沿，轉變為21世紀的多維度戰略競技場。事實上，美國對北極的戰略布局，可追溯至一個半世紀以前。作為北極八國之一，美國北極戰略的演變深受地緣政治博弈、經濟驅動以及國內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階段是早期探索與領土奠基階段（1867—1945）。美國對北極的興趣始于19世紀中葉。1867年，美國以720萬美元從沙皇俄國手中購得阿拉斯加，為美國奠定了北極國家地位。時任國務卿西沃德還曾有從丹麥手中購買格陵蘭島的想法。但此階段的北極對美國的安全意義有限。直到二戰時期，為防范日本和德國，美國才在阿拉斯加和格陵蘭島修建了更多機場和雷達站。

第二階段呈現軍事對抗特征（1945—1991）。冷戰使北極成為美蘇戰略對抗的最前沿。北極上空的極地航線是洲際彈道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潛在通道，北冰洋的冰下水域則是核潛艇隱蔽巡航的理想區域。美國在此階段的北極戰略高度軍事化。在這個階段，美國北極戰略的核心是對蘇聯的威懾與防御。

第三階段呈現環境主義導向特征（1991—2009）。冷戰結束削弱了北極的軍事緊迫性，環境與科學議題上升。1991年，美國參加簽署《北極環境保護戰略》。1996年，美國作為倡議國參加北極理事會，標志其北極戰略從單邊軍事主導向多邊合作拓展的轉變。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發布闡釋其北極政策立場的《第66號國家安全總統指令》，強調國家安全、環境保護、科學研究和國際合作，仍將國土安全置于首位。

第四階段呈現多邊主義與綜合治理特征（2009—2017）。奧巴馬政府將氣候變化置于北極戰略核心。2013年5月，美國發布《北極地區國家戰略》，提出三大支柱：推進安全利益、負責履行北極地區管轄以及加強國際合作。2015—2017年擔任北極理事會輪值主席國期間，美國推動《加強國際北極科學合作協定》等多項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在地緣政治上，美國開始警惕大國競爭的可能性，但仍以強調合作與治理為主。

第五階段呈現“美國優先”與資源開發導向特征（2017—2021）。這一階段美國北極戰略出現了鮮明的國家主義轉向。從2019年到2021年，美國國防部、空軍部、陸軍部、海軍部以及國土安全部相繼發布北極戰略文件，標志著“戰略競爭時代”的新北極戰略正式出現。2019年特朗普試圖購買格陵蘭島、2020年關于北極和南極安全的備忘錄要求大幅增加破冰船數量，均體現出美國強烈的國家安全意識。在地緣政治上，美國明確視俄羅斯為“緊急威脅”，視中國為“長期戰略競爭者”。很明顯，美國在北極的優先目標是促進經濟開發和強化軍事存在，顯著弱化國際合作可能。

第六階段呈現競爭與合作并重特征（2021年至今）。拜登政府2022年10月發布新《北極地區國家戰略》，確立美國北極戰略的四大支柱：安全、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可持續經濟發展以及國際合作與治理。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與北約盟國大幅加強“寒冷反應”等北極軍演，芬蘭瑞典加入北約進一步鞏固了美國在北極的戰略前沿。2024年7月，美國國防部發布《2024年北極戰略》，強調要威懾俄羅斯，并對中國的活動進行“監控與反應”，語調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明顯柔化。

進入2025年，隨著特朗普第二任期到來，美國北極戰略呈現新的國家主義強化跡象。特朗普就職后迅速通過行政令和聲明強化北極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視格陵蘭島為“國家安全絕對必要”領域。美國還迅速重啟能源鉆探許可審查并推動破冰船的建造進程。這延續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理念，更傾向于單邊行動，試圖強化對北極地區的地緣控制，更加輕視多邊承諾。

簡而言之，美國北極戰略呈現出三大特征：一是戰略競爭主導，將北極視為“大國競爭”的主戰場之一。二是經濟驅動力增強。氣候變化客觀上提升了北極資源與航道的經濟價值，美國試圖在北極地區占據先機。三是國內政治分歧影響巨大。共和黨主導時期，美國更強調國家主義、能源開發和單邊軍事存在；而民主黨則更注重國際合作與氣候治理。但是，美國兩黨在防范中俄方面具有高度一致，形成美國北極戰略在策略變化中的戰略連續性。

總體而言，美國北極戰略從冷戰時期的軍事對抗，經過后冷戰合作探索，到21世紀的綜合競爭，已演變為包括安全、經濟等多個維度的區域性戰略體系。未來，隨著北極地緣政治緊張持續和國內政治極化加劇，美國的北極戰略如何變化將牽動多方。（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