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蘭島的命運成為歐洲當前最受關注的話題。1月5日,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發出嚴厲警告,如果美國決定對另一個北約國家發動軍事攻擊,那么一切都將停止,這包括北約本身,也包括二戰后的安全秩序。丹麥之所以如臨大敵,是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表達希望將格陵蘭島并入美國的意愿,稱美方“絕對”需要格陵蘭島。其中最新一次相關表態,是在美軍突襲委內瑞拉之后。
實際上,丹麥與歐盟方面對此應該有所預感。一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曾通過多種方式想要加強對格陵蘭島的聯系與滲透。近期,華盛頓在這方面的動作更加頻繁。2025年12月,特朗普宣布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杰夫·蘭德里為美國格陵蘭島特使,強調格陵蘭島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今年1月3日,也就是美軍突襲委內瑞拉的同一天,白宮辦公廳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的妻子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張美國國旗覆蓋格陵蘭島的圖片,還配上“很快”這個詞。這條帖子在十分鐘內瀏覽量突破800萬,引發丹麥駐美大使的緊急回應。
二是委內瑞拉與格陵蘭島在華盛頓眼中存在一個共性——蘊藏極為豐富的資源。有資料顯示,格陵蘭島已探明的稀土儲量高達3000萬噸左右,而稀土是高科技產業和綠色能源轉型的命脈。此外,該島及周邊還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鋅礦。而且,隨著北極冰融加速,控制格陵蘭島,就等于未來能對北極航道施加影響力。
三是美國在格陵蘭島已設有一個軍事基地,這為其施加影響力提供了便利。丹麥媒體此前曝出“有美國人涉嫌在格陵蘭從事秘密滲透活動”的傳聞,讓丹麥和歐盟更加焦慮。
針對華盛頓的動向,丹麥與歐盟也有所準備。丹麥國防情報局2025年12月出臺的報告首次將美國列為潛在安全風險,認為這對丹麥的國家安全產生了新的不確定性。歐盟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方面在外交場合公開聲援丹麥政府立場,明確表示格陵蘭島地位的任何改變,都應由格陵蘭人和丹麥人共同決定;另一方面正試圖通過增加財政援助強化與格陵蘭島的聯系。
格陵蘭島問題背后,折射的是美國當前對歐洲真實態度和戰略認知。不久前,特朗普政府公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歐洲現狀表達深切憂慮并予以嚴厲批評,并就數十年來美國對歐政策進行根本性調整。美歐關系正面臨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考驗。
“報告”對歐洲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剖析,描繪了美國對重塑歐洲和跨大西洋關系的戰略構想。第一,美國明確提出歐洲正面臨嚴峻挑戰,且這種挑戰主要來自于內部。“報告”認為,歐洲面臨的問題既在于經濟停滯、軍事支出不足,更在于歐洲正在經歷文明消亡,并且認為后者對歐洲的影響更加深遠,“與文明消亡這一更為嚴峻的現實前景相比,經濟衰退反而顯得次要”。在特朗普政府看來,這種狀況若持續下去,歐洲將面臨全面危機。
第二,重新審定歐洲的戰略地位。華盛頓雖表示歐洲在維持美國競爭力方面具有重要價值,但地位有明顯下降。美國重新調整全球優先事項,力求在歐洲實現穩定,主要是為了讓華盛頓能夠將重點轉向西半球與“印太”地區。在這一目標下,美國需要的是一個可靠、有能力且能夠為美國分擔負擔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一個需要持續扶持、內部脆弱且可能偏離美國戰略軌道的“問題地區”。因此,美國欲通過重塑歐洲安全架構來保障該地區穩定的同時又達到為自身減負的目的。從趨向上看,美國從傳統的聯歐抗俄轉向與俄羅斯尋求戰略穩定,歐洲人的安全關切不再是優先考量。
第三,美國公然表示要干涉歐洲的內政。美國和歐洲長期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大體相同的宗教傳統。而今天,美歐價值觀同盟已然破裂。“報告”呼吁美國直接干預歐洲盟友的“民主政治”,“在歐洲各國內部培育對歐洲當前發展軌跡的抵制力量”,從而“幫助歐洲修正當前發展軌跡”。這不僅體現出華盛頓對過去十幾年來在歐洲政壇涌現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和運動的公開支持,而且揭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跨大西洋的主要分歧可能并非存在于美國和歐洲之間,而是存在于跨大西洋的“自由主義者”和跨大西洋的“非自由主義者”之間。
有鑒于此,美歐關系面臨重塑是大概率事件。當前華盛頓已動搖了維系美歐同盟關系的三大支柱——安全依賴、經貿聯系、共同價值觀。于歐洲而言,無論是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還是華盛頓現實行為,都迫使歐洲正視與美國關系轉變的現實。跨大西洋關系未來走向無外乎幾種可能:或是經過劇烈震蕩后,形成一種基于更現實利益計算、責任劃分更為清晰的“務實伙伴關系”;或是雙方在價值觀與利益分歧上越走越遠,滑向“戰略疏離”;抑或是美國政策在未來政府更迭中再度回調,但裂痕已難完全彌合。
無論跨大西洋關系往哪種方向發展,歐洲都已進入對美關系更具挑戰性的階段,其安全難再依賴于美國的資源投入,而是更多地取決于歐洲自身威懾、投資和塑造地區穩定政治格局的能力,戰略自主是其迫在眉睫的生存必需。然而,實現戰略自主的道路充滿挑戰。如果歐洲能在危機中凝聚共識,成功推進戰略自主,則可能在大國競爭中開辟新的空間;若歐洲陷入內部分裂與戰略迷茫,則可能進一步喪失其傳統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歐洲已到了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需要歐洲人自己用行動來作出回答。(作者分別是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美國與拉丁美洲研究所講師,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