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至今長達80年的“長和平”正在面臨走向終結的危險嗎？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小詹姆斯·溫尼費爾德不久前在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聯合撰文，表達這樣的擔憂。這篇題為《最長和平的終結？》的文章提到，過去80年是自羅馬帝國以來大國之間沒有發生戰爭的最長時期，同時援引亨利·基辛格生前的提醒，即大國和平不太可能持續整整一個世紀。放在近現代國際關系史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國際關系史中看，戰后80年總體和平的確非同尋常，至少冷戰時期，很多人想不到和平能夠持續如此之久。如今，基辛格和艾利森們對世界和平脆弱性的警示，不能被認為是杞人憂天，生活在和平環境的人們需要居安思危，更要思考戰后世界和平的支柱何在以及如何得以維持。
對于戰后以來“長和平”可能終結的原因，艾利森和溫尼費爾德提出五個突出因素。其中兩個與美國內政外交現狀直接相關，一是美國國內政治分裂嚴重，尤其在是否以及如何維護全球秩序問題上搖擺不定；二是在軍事上過度擴張，21世紀伊始美軍就接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兩場戰爭即是典型例證。另外兩個因素則是大國實力對比發生變化，美國眼中的“競爭對手”使其在戰后尤其冷戰結束以來的絕對優勢地位遭到一定“挑戰”；與此同時，全球經濟趨同導致美國經濟優勢相對削弱，在世界多極化大勢下，美國約束甚至控制其他國家的能力下降。還有一點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歷史健忘癥，因為經歷過大國戰爭的人們大都逐漸逝去，長期生活在和平世界的人們對防范殘酷戰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失去敏感性。歸納起來，以上五個因素直接或間接都與美國霸權衰落有關。問題提出來了，答案何在？兩位作者提出，“為了延續世界經歷前所未有的無大國戰爭時期的特殊局面，如今需要美國再次迸發出類似的戰略想象力和國家決心”。換而言之，只有重振美國的霸權地位，“最長和平”才能延續。
其實，美國冷戰史學者約翰·加迪斯在1987年出版的《長和平》一書中也曾提出類似的問題，即二戰后國際體系存續的時間比經過周密設計的一戰和平協議長了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當于梅特涅和俾斯麥的19世紀國際體系。且與先前體系不同的是，當時它在已經歷40多年之后，依然沒有顯現行將瓦解的明顯征兆。彼時冷戰還未終結，加迪斯主要總結了在美蘇陣營對抗形勢下維持“長和平”的因素：尊重對方勢力范圍；避免直接軍事對抗；核武器只能用作最后手段；寧要“可預測的瘋狂”也不要不可預測的理性等等。彼時，美蘇之間“冷戰”成了防范大國之間直接熱戰的主要機制。
現在，冷戰結束30多年后，世界總體和平依然得以延續，這比當時加迪斯等戰略界人士預估的時間還要長。站在新的歷史節點，我們需要再次思考到底是什么支撐著包括冷戰時期在內已經80年的“長和平”。
一是核武器及其威懾效應成為阻斷大國戰爭的主要機制之一。核武器發明出來之后，短短3天內使用了兩次，自那以后再也沒被使用過。作為“絕對武器”，核武器已經侵蝕到了人類的存續。核武器出現后，大國之間爆發戰爭越來越成為雙方乃至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就此而言，二戰后的和平一定程度上也是“核武和平”，即核武國家之間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2022年初，五個核大國發表《關于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強調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這是大國和平或者“無大戰的世界和平”的基礎。
二是二戰終結了帝國時代，主權國家成為世界政治舞臺的行為主體，數量從50多個增加到近200個。與此同時，主權國家之間關系的復雜程度呈現幾何指數級的增長。冷戰期間，美蘇各自構建同盟體系，但在兩大陣營之外還有廣闊“中間地帶”，主權國家數量增加意味著霸權國的主導能力下降，因為面臨集體行動的困境，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選擇空間，不會形成一戰之前那樣剛性的同盟體系。俄烏沖突爆發后，美歐一度試圖整合其他國家形成聯盟，但隨后俄烏沖突沒有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重大安全事件，而是依然表現為區域化或局部性。集體行動困境阻斷了一場地區性危機螺旋上升為世界性大戰的機制，尤其是大國政治越來越區域化，美國以“西半球優先”則會下放或轉移在其他地區的同盟義務，避免“同盟牽連”風險。
三是冷戰期間形成兩個相互平行的市場體系，但冷戰后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市場經濟網絡在全球范圍內延展，基于國際分工合作的市場體系隨之不斷壯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群體性崛起，為經濟全球化注入澎湃動能。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普遍面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緊迫任務，深知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才能獲得巨大發展空間。而要促進發展，就需要有一個總體和平的環境，這就使得“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主題”的戰略論斷引發廣泛共鳴。
四是技術和產業的加速迭代大大提升了國家、企業、個體之間互動的能力與需求，世界互聯互通的網絡越織越密，推動平等合作的意識和能力更顯重要，這一趨勢改變了傳統大國政治的內在邏輯。對于合作共贏網絡的構建和維護成為大國綜合實力和號召力的重要表征，國家間關系從要素性依賴演變為過程性依存，比如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產供鏈方面的緊密聯系。
五是社交媒體創造了一個即時的信息場域，雖然暫時難以形成協調一致的倫理規范，但道義倫理在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人類對和平、繁榮、公平等的普遍向往對沖突或戰爭構成軟性約束。換言之，將軍事沖突甚至大規模戰爭作為解決矛盾分歧或某種治國方略是受到道義倫理批判的做法。冷戰期間，美蘇都采取了諸多舉措“爭奪人心”，說明即便超級大國也要關注顏面和榮譽。
美國向著孤立主義回擺并在全球層面表現出戰略收縮跡象，確實會給國際秩序帶來影響，包括導致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愿進一步下降。就此而言，艾利森們對于“長和平”能否延續下去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但要回到霸權的故紙堆里翻找，試圖從中找到維系當前“長和平”的答案，恐怕也是一種南轅北轍的徒勞求索。就此而言，對于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在于已然變化的世界與依然僵化的世界觀之間的矛盾。前述美國學者約翰·加迪斯說過，歷史不會容忍那些過于自信地試圖預測其未來走向的人。當今世界要想維護總體上的持久和平，就需努力維持和夯實和平支柱，管控和消弭威脅和平的因素。
國際安全體系有賴于大國協調和共識，大國關系構成國際政治的“四梁八柱”。作為全球性大國，美國對外戰略調整將會引發連鎖反應。最近兩年，美國戰略界一些人重提“勢力范圍”學說，鼓噪大國應該重建“勢力范圍”，這種思維與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格局顯然難以相融。當前，美國仍然依賴冷戰時代留下的同盟體系，這一同盟體系龐大且沉重，相關調適與轉型本身已對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帶來影響。
經濟發展與平等互利是世界和平的物質基礎。經濟全球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但在分配環節沒能足夠公平有效，這帶來了以不同國家之間以及一些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為特征的雙重“中心—邊緣”結構。應對這些問題，需要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需要在國家內部治理層面推動分配等環節更加合理，簡單化地訴諸限制移民或施加關稅等手段難以奏效。
技術和產業的發展重塑人類生存狀態。某種程度上說，兩次世界大戰都與人類沒有意識和能力駕馭第二次工業革命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有關。當前，以人工智能、新能源開發等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加速社會各個層面的轉型和發展。那么，主要源自工業化時代的思維能夠駕馭新的力量嗎？基辛格去世前一直對人工智能的發展憂心忡忡，畢竟，從國際關系史來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拿破侖戰爭以及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都與顛覆性技術對人類社會的沖擊有關。
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打破思維禁錮，深刻認知和把握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著力破解安全、發展、文明等方面難題，不斷完善全球治理，才能鞏固世界和平。回歸或者謀求霸權，無疑是刻舟求劍之舉。（作者是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