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臺嚴重挑釁言論，暗蓄武力介入臺灣之野心，明犯干涉中國內政之紅線，引發國際社會的普遍擔憂，引起14億中國人民的強烈義憤。然而，高市毫無悔改之意，依然重復“維持現狀”“立場不變”的虛偽說辭，還援引所謂“舊金山和約”等非法條文進行詭辯。

臺灣回歸中國的法律地位，早在80年前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時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明確確定，日本的詭辯毫無根據。但是，法律的定罪與懲罰不能取代道德的審判與反省。德國對二戰態度能夠贏得受害者的原諒，根本在于其對納粹罪責的深刻反省。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對于侵華歷史的洗白遺忘，對軍國主義歷史根源的刻意回避，對臺灣親日“臺獨”勢力的惡意豢養，以及對自身所謂二戰“受害者”形象的精心粉飾。這些行為的根源，在于日本從未真心反省其對中國犯下的累累罪行，從不甘心接受中國走向復興與統一的大勢所趨，極力逃避對近代以來日本錯誤國家道路、錯誤對華認知的道德審判。

日本必須接受道德審判，審判自1874年以來的侵華歷史。千年易過，罪孽難消，日本需深刻反省的，遠不止十四年侵華戰爭。從以琉球船民遇害為借口制造“牡丹社事件”出兵臺灣，到以“清朝威脅日本在朝鮮的利益”為由挑起甲午戰爭殖民臺灣，再到炮制“滿蒙生命線論”制造“九一八”事變，以及聲稱“若不徹底征服中國，日本將最終被中國聯合美蘇絞殺”發動“七七事變”開啟全面侵華……“存亡危機”是假，蓄意侵華才是真。

日本必須接受道德審判，審判其一貫危害中國統一與富強的狼子野心。近代以來，日本把中國的民族劫難視為“天賜良機”，把本國的興盛建立在對中國的肢解與滅亡之上。從侵占琉球、殖民臺灣到強迫中國政府簽署“二十一條”，從強占山東青島到制造濟南慘案，從策動滿蒙獨立到制造“華北自治”，從炮制“元清非中國論”到鼓吹“中國七塊論”……日本侵略勢力一次又一次加害中國人民，分裂中國、破壞統一的行徑一刻未停。

日本必須接受道德審判，審判其妄想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歹毒和愚蠢。臺灣問題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當下一些日本“精英”對中國的驕狂態度。日本前駐華大使垂秀夫聲稱，高市早苗絕不能低頭，否則今后20年日本將在中國面前抬不起頭，甚至妄稱“等中國衰弱之時再一決勝負”。時至今日，日本一些人依然把中國視為你死我活的對手，隨時準備對中國再次發起偷襲。然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勢不可擋，絕不可能再給日本對華襲擊、侵略的任何機會。莫說日本動手，起心動念就已是萬丈深淵。

日本必須接受道德審判，審判其復活軍國主義的險惡和狂妄。高市早苗在臺灣問題上發起嚴重挑釁的同時，圖謀修訂“無核三原則”、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持續增加防衛預算，暴露出復活軍國主義、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危險傾向。對華挑釁是為其擴軍備戰、修改和平憲法、重新成為“軍事大國”服務，是復活軍國主義的伏筆。這對日本而言必然是一條死路。處心積慮、一意孤行，迎來的只會是比80年前更徹底的失敗。

日本必須接受道德審判，審判其近代以來甘為西方“棋子”的國家路線。高市早苗接待美國總統特朗普時的極盡諂媚，與對待中國的蠻橫無禮形成鮮明對比。日本的國家道德如此扭曲，根源在于其明治維新后選擇的“脫亞入歐”道路。日本維新派人士吉田松蔭曾提出“取償論”：日本對西方列強之所失，要取償于亞洲近鄰；福澤諭吉則發表過《脫亞論》：“日本應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朝不必講鄰邦情分。”今天，日本從“脫亞入歐”走到“親美反華”，其下場只會是在亞洲千夫所指、無所容身，最終被所謂的“盟友”吃干榨盡。

80年前，日本被釘在二戰的恥辱柱上；80年后，日本又被推上道德的被告席。前首相石破茂發出靈魂拷問：“沒有日中關系，日本這個國家還能生存嗎？”日本這個國家對于道德歷來無感，對于實力還有幾分敏感。如今，中國GDP已超日本4倍，而在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國家統一的問題上，中國站在絕對的道義制高點上，14億多中國人民也有著絕對的共同意志。這種力量，是粉碎日本軍國主義一切妄念的終極武器。日本應深思，與一個近在咫尺的鄰國友邦交惡，與一個創巨痛深的復興大國結仇，才是日本真正的“存亡危機”。一步不慎，萬劫不復！（作者是國際問題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