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中亞五國的首次峰會于12月19日至20日在東京舉行。可以說，這一會議頗有一點“破天荒”的歷史意義。那么，日本為何將目光投向距離本土如此遙遠的中亞地區？其背后的戰略考量又是什么呢？

首先，能源資源是日本強化中亞外交的核心關切。中亞地區擁有豐富的油氣儲量和稀有金屬礦產，尤其是哈薩克斯坦的鈾礦儲備。由于日本本土非常缺乏能源資源，大力拓展能源資源進口渠道，積極謀劃實施能源外交，是日本為其國內核電重啟、實現碳中和目標獲取關鍵鈾資源的戰略選擇。

第二，配合美國中亞戰略、合作構建關鍵資源供應鏈。11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主持“C5+1”（中亞五國與美國）峰會，高市內閣選擇在美國與中亞峰會召開后的50多天就趕緊舉行日本與中亞峰會，恐怕不是巧合，而是為配合美國中亞戰略實施的外交行動。特朗普與中亞領導人會晤期間，重點關注關鍵礦產資源供應鏈問題。對于日本來說，構建關鍵礦產資源供應鏈也是日本加強與中亞關系的重要目的之一。既“討好”特朗普政府，又能爭取獲得關鍵礦產資源利益，這本身就是高市內閣的“外交特征”之一。

第三，推動“跨里海”通道建設、以使中亞連接中東地區。中亞地處內陸腹地，建設“跨里海”通道將為中亞五國各種貨物出口提供便捷通道。對于日本來說，若想與中亞五國拓展和深化經貿合作關系，打通“跨里海”通道就是切入口。

第四，平衡與牽制俄羅斯在遠東地區對日本構成的地緣政治壓力。二戰后，由于歷史與領土糾葛，日俄兩國關系一直是磕磕絆絆、踟躕不前。近年來，礙于俄烏沖突，日俄關系更是處于冰凍狀態。日本加強與中亞關系，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俄羅斯給日本東北部沿海地區帶來的地緣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可以給俄羅斯的“地緣戰略后院”打入一根“楔子”，以此牽制俄羅斯在日俄島嶼糾紛問題上對日本施加的壓力。

中亞五國領導人齊聚日本東京，看似“熱熱鬧鬧”，但是這種“熱鬧”的背后，還有諸多挑戰與困難擺在日本謀劃加強對中亞外交的前路上。

在日本與中亞關系中，高層交往還處于低位徘徊狀態。日本與中亞建立外交關系迄今33年，回顧日本與中亞五國交往歷史，可以發現：一是日本與中亞關系是近年來才突然熱絡起來的，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與中亞關系非常冷淡；二是日本高層政要去中亞訪問的次數很少，從2006年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到2015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是迄今為止訪問過中亞的兩位日本領導人。30多年的建交歷史中，只有兩位領導人往訪中亞，從中可見日本對中亞外交的“重視力度”其實非常一般；三是日本是域外西方國家中較早與中亞五國建立外長對話框架的國家，但是，這一外長對話框架“乏善可陳”，進展緩慢，可謂是“起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四是日本高層重視中亞不足，高市早苗突然召開日本與中亞峰會，似乎在“搞突擊”“趕場子”，有跟風效仿特朗普政府舉行美國與中亞峰會之嫌。

此外，中亞地緣政治復雜、各種關系交織，也制約著日本進一步發展與中亞關系的“雄心”。而日本計劃修建的“跨里海”海底隧道，也涉及到多方利益，建設難度非常大。投資與回報如何平衡，也考驗著日本投資者的智慧。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亞地區既是俄羅斯傳統利益攸關區域，也是中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合作區域。日本通過加強與中亞國家的合作，試圖利用該地區國家普遍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在歐亞大陸拓展自身外交存在。然而，從實際影響力來看，日本與中亞國家的合作仍處于發展階段，其深度與廣度尚難以同俄羅斯、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長期緊密合作相比。需要強調的是，任何國家與中亞國家發展關系，都應充分尊重地區國家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與合作意愿，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地區事務，真正致力于促進地區的持久和平、穩定與共同繁榮。（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