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臺以來，日本高市早苗政權呈現出明顯的右翼特征。從高市發表錯誤涉臺言論，到面對國際批評時倒打一耙、試圖確立“受害者形象”，再到一名日本高級官員表示日本應“擁有核武器”，高市政權對戰后國際法與國際秩序的多次挑釁，已經引起周邊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廣泛關切。還需要注意的是，高市政權在對外政策上的錯誤舉措并非孤立存在，其對內政策同樣顯示出該政權明顯的右翼保守底色。

高市的執政口號是“使日本列島強大富足”，然而其具體舉措卻體現出對普通民眾利益的忽視和對政治多元性的壓制。在經濟政策上，高市內閣延續了“安倍經濟學”中財政擴張的取向，其倡導的“危機管理與成長型投資”側重于對半導體、軍工等關鍵領域的戰略性投入。在日本五大軍工企業年收益增幅接近40%的前提下，高市內閣依然加大了對本國軍工產業的扶持力度，并計劃提前實現防衛費占GDP 2%的目標。

與此同時，高市雖然出臺了財政刺激與貨幣寬松政策，但日元貶值嚴重、物價水平高企的狀態并未真正改變，民眾實際購買力依然受到侵蝕。此外，高市在改變醫療支付比例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政策調整，客觀上將財政壓力轉移至老年群體與低收入階層——比如，老年群體個人負擔的護理成本或將在明年政策落地后倍增。上述政策反映出高市內閣在資源配置中更加側重于戰略性產業與安全保障領域，而在減輕民生負擔方面的應對措施相對有限，可能進一步凸顯社會資源分配的結構性矛盾。

高市內閣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問題同樣明顯。該內閣自上臺以來丑聞不斷，涉及多種腐敗問題，而其中最引發民眾關注的當屬對“黑金”議員的公然起用。盡管自民黨此前的“黑金”丑聞一度引發日本國民的強烈憤慨，高市卻在內閣及黨內人事安排中任命部分涉案議員出任要職。例如，被任命為內閣官房副長官的“黑金”議員佐藤啟聲稱，高市的政策問答文本、參拜靖國神社等爭議問題乃至高市本人的妝容都由他“掌控”。這類言論的出現，表明高市內閣對“黑金”議員的縱容并非僅為穩固黨內支持、平衡派系利益，更是該內閣出于政治考慮在構成上與自民黨內較為腐敗的勢力進行的深度綁定。

在高市內閣的諸多內政策略中，最具爭議且最可能產生長期影響的，是其與日本維新會合作推動的“削減眾議院議員定數”政策。據統計，日本目前的議員與人口比例為每百萬人口5.6個議員，遠低于德、英、法等人口規模相近的歐洲國家。若進一步削減席位，意味著單一席位對應的人口規模將進一步擴大，不僅席位的代表性被稀釋，當選所需的票數門檻亦將顯著提升。這種變化將對組織能力較弱、競選資源有限的小黨、獨立候選人及少數群體代表造成較大參選壓力。同時，自民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憑借其在地方的深厚根基、知名度和資金，將更容易壟斷地方席位。因此，削減議員定數可能加劇日本政壇中長期存在的“族議員”現象，進而影響國會構成的多樣性。通過擠壓在野黨尤其是中左翼小黨的政治空間，降低國會內部的意見多樣性，高市內閣或能將政治格局塑造為缺乏有效制衡的“一強多弱”。這不僅能在短期內為通過爭議性法案減少阻力，也從長遠上為修改和平憲法創造了條件。可以說，削減議員定數對于鞏固“自民—維新”兩大保守黨派聯合、延續政權生命具有重大影響。

綜上所述，高市內閣的政策取向呈現內外一致的保守特征。如果說其外交政策是通過強化外部議題凝聚民粹支持，那么其內政措施則是通過制度性安排抑制內部異議、鞏固既有利益結構。從偏向大企業的經濟政策，到任用涉貪腐丑聞議員的人事安排，再到以“改革”之名推進的議席削減計劃，一系列舉措共同勾勒出一種向“更右”傾斜、趨于封閉的施政軌跡。高市內閣目前在民意調查中維持著的支持率，更多緣于其在就任初期“活躍”表現下積累的短期人氣，其政策的深層邏輯尚未完全暴露于國民面前，各種負面影響需時間發酵方能充分顯現。對于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而言，揭露高市內閣在內政上的矛盾和弊端，與批駁其在對外政策上的錯誤言行與舉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作者是內蒙古師范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