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歐洲科技正在復蘇”，來自歐洲主流媒體的這一樂觀判斷，與國際上流行的“歐洲科技困境難解”等說法形成強烈對比。歐洲科技業現狀究竟如何？在中美科技“雙峰”賽跑的夾縫中，歐洲科技復蘇正在發生嗎？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董一凡：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副研究員

趙永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

陳曉徑：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學者

“首家萬億美元企業”還有多遠

董一凡

2025年歐洲獨角獸企業新增數量達28家，同比翻倍并且總數達到413家，涵蓋國防、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多個行業；法國還誕生了首家“十角獸”即估值超百億美元的科技初創企業……來自創新生態領域的這些標志性進展，使得作為歐洲主流媒體之一的法國《回聲報》緊盯“歐洲首家萬億美元市值企業何時到來”。

對于當前深陷能源危機、貿易沖擊、新興競爭力疲軟的歐洲經濟而言，這些消息確實提振信心，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作為現代科技和創新起源地的歐洲，在科學傳統、長期注重基礎研究以及現代科技革命浪潮推動下，仍在全球科技創新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從世界主要大國的情況來看，新興獨角獸企業從誕生、成長到更大程度發展，往往都是數年甚至十幾年厚積薄發的結果。事實上，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多年來一直高度關注新經濟轉型中創新驅動對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提振作用，只是諸多政策規劃或戰略布局效果的顯現，可能出現了較大的滯后性。比如，歐盟2000年就推出了“培育全球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知識經濟體”的《里斯本戰略》，并在研發投入、培育創新生態等領域提出戰略規劃或具體目標。雖然這個十年發展規劃未能達到預期目標，但此后歐盟提出的經濟轉型、科技創新、產業政策等方面戰略，仍持續關注和支持相關領域。

長期來看，歐盟對科研的關注仍能轉化為一定的成果。比如，歐盟科研占GDP比重從2000年的1.81%上升至2024年的2.24%左右；隨著創新創業文化的發展，歐洲一些城市形成愈發濃厚的創新氛圍并成為創新聚集地，巴黎、倫敦、慕尼黑、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等都依托當地教育科研資源、產業集聚效應和其他有利因素，形成一些新興業態。與此同時，地緣政治和安全形勢也在影響歐洲科創的需求導向。比如，2024年歐洲國防和安全科技的風險投資額達52億美元。

放眼未來，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還將持續利用多重手段和內外條件來助推本土創新潮流。歐盟近年來持續推進產業和競爭力戰略，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綠色產業、能源清潔化以及整體競爭力戰略上密集提出政策規劃，在防務工業和防務采購資金支持等領域迅速通過相應行動計劃，并且均將推動產業和創新投資作為戰略重點。與此同時，歐盟多年來積極運用“歐洲共同利益重要項目”（IPCEI）、“地平線歐洲”計劃等戰略工具，以項目牽引方式引導研發力量轉向綠色和數字兩大領域，歐洲投資銀行等泛歐金融投資機構及機制也積極參與其中，相關實踐經驗及項目推進將有利于支撐創新。在軍工領域，歐盟在永久性結構合作框架下提出“無人機墻”戰略，可能進一步推進相關企業受到投資者和防務需求端的熱捧。另外，隨著美國因大學科研機構政治化風潮而出現“人才出逃”現象，歐盟以及法國等歐洲大國將此視作吸引智力資源、塑造歐洲科創環境高地的重要機遇，比如歐盟和法國就分別提出了“選擇歐洲科研”倡議和“法國2030”計劃。

不過，距離真正成為創新企業的熱土，歐洲恐怕仍有長路要走。從市場環境上看，“德拉吉報告”等歐盟文件已然認識到，歐盟各國語言、數字市場規則、數據流動等方面的無形壁壘，正在成為初創企業從獲得融資、對接需求到做大做強的突出障礙。不少企業為了追求創新環境、規模市場以及風投支持等，被迫“遠走他鄉”，這給歐洲造成了巨大的智力和財力流失。正如“德拉吉報告”所言，歐洲每年大約3000億歐元儲蓄資本流向美國，一些初創企業亦被美國風投資本吸引。因此，歐洲創新企業賴以成長和深耕的土壤與環境，仍需基于歐洲單一市場乃至金融體系傳統的改革來加以改善。而在這些方面，歐洲要將愿景轉化為現實，可謂依然任重道遠。

前進勢頭被低估了

趙永升

作為歐洲主流媒體之一的法國《回聲報》喊出“歐洲科技正在復蘇”，對于我們更加全面客觀認識歐洲科技行業現狀起到一定的補充或校正作用。

近些年來，隨著量子科技、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AI）等前沿科技領域突飛猛進，中美兩國逐漸形成全球科技創新發展的“第一梯隊”。歐洲則因遭受地緣安全、經濟增長以及跨大西洋關系等內外因素掣肘，經濟社會一些領域發展承壓，科技創新行業相對滯后，陷入一定程度的創新焦慮，國際輿論場甚至歐洲內部政策界、產業界和媒體界關于“歐洲科技陷入困境”的說法隨之增多。但不得不說，歐洲科技領域向前邁進或者說復蘇的勢頭，確實被低估了。

歐洲科技行業遇到困難了嗎？客觀而言當然是的。否則，歐盟以及法德等主要成員國領導層也不會如此焦急地將巨額投資引向人工智能相關領域，并且不斷警示歐洲要在中美科技快速發展的夾縫中艱難求生，必須設法抓住AI機遇，無論如何不能在這場“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中落在后面。畢竟，這片大陸孕育出了愛立信、諾基亞等一度引領全球之先的科技巨頭，創新研發的傳統和底蘊仍在；雖然也遭遇了“去工業化”問題，但作為整體經濟包括科技創新底層支撐的產業框架仍在，甚至可以說基礎依然相當雄厚。在加大投資和統一區域規則等努力下，歐洲在焦慮之余展現出了一定的底氣和希望。

就以人工智能為例，正如美英一些風險投資和研究機構注意到的，這個在全球層面勢頭正盛的科技創新領域，已經成為歐洲國家獨角獸企業的重要來源，開發AI軟件的歐洲初創公司正在紛紛完成規模達到數億美元的融資。雖然在大模型領域一時還難與中美各有千秋的優勢企業和發展模式媲美，但歐洲在這方面并非毫無進展。據筆者了解，德國這些年在大型算力中心建設以及AI研發等領域投入巨大。法國則已開發出具有相當水平的大模型。而且，由于歐洲在數據應用或AI語料使用方面的嚴格規定，法國公司開發出的大模型在“AI幻覺”等方面問題沒有那么嚴重。隨著擁有歐洲公司背景的AI大模型對外推廣，以法德為代表的歐洲正在成為全球科技創新尤其是人工智能領域“第二梯隊”的頭部成員，并且奔著“第一梯隊”迎頭趕上。

況且，歐洲努力實現科技創業復蘇的過程中也不只是瞄著人工智能。統計顯示，2025年，歐洲境內36%的風險投資流向量子、網絡安全、航天等顛覆性創新領域，而2021年時這一比例還只有19%左右。換言之，歐洲在AI領域奮力追趕的同時，還把籌碼分散到了其他多條重要科技“賽道”。比如在綠色轉型和氣候科技領域，歐洲近年來雖因烏克蘭危機延宕而遭遇能源供應等問題的沖擊，綠色發展遭遇一定挫折。但作為該領域先行者，歐洲擁有不少優質的專利和技術，未來潛力依然巨大。

長期以來，選舉周期導致歐盟及其一些成員國政界在政策規劃上趨于追逐短期效應，這與科技創新發展往往需要各種資源長周期投入的規律相悖；在科技倫理和“數字主權”等理念下，歐洲對于數字技術的立法和監管被認為過嚴，難以適應新技術迭代加速等特征；歐盟內部各成員國之間對于一些具體科技領域發展的態度不盡相同，導致決策流程拖沓。盡管如此，歐洲科技復蘇的條件依然具備，甚至相關進程已經啟動，這給歐洲各界帶來信心和期待。接下來，如果歐盟及其主要大國能夠有針對性地解決一些內外掣肘因素，歐洲科技復蘇的趨勢或將更加明顯，步伐也將更快。

對外科技合作需更客觀理性

陳曉徑

每每談及科技發展水平，業內對歐洲一些國家的評價往往是“兼具科技大國和關鍵小國雙重定位”。“科技大國”是指不少歐洲國家的科研投入和產出在全球處于領先位置。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對全球139個經濟體的創新生態系統表現進行綜合評價排名，結果顯示：瑞士連續多年穩居第一，瑞典、英國、芬蘭、荷蘭、丹麥保持在前10之列，德國和法國分別排在第11和13名。“關鍵小國”則意味著一些國家雖然國土面積不大，但科技外交尤其是依托歐盟框架的對外行動能夠彰顯較強的軟實力。這些體量不大的發達國家在開展雙邊行動之余，深知僅憑一己之力難以發揮更大影響，于是尤為積極參與歐盟主導的相關機制。

歐盟方面則是通過一系列措施提升歐洲科技在國際舞臺上的能見度，包括不斷加強科技外交。而且，在科技創新領域，歐洲本身就擁有相關的文化與傳統。歐洲不少科研機構歷史悠久。當下，適應數字化轉型、踐行可持續發展和綠色創新、重視商業創新、鼓勵創業并支持初創企業、支持國際合作等，已經成為歐洲科研界共識。同時，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具備成熟的立法和監管體系。歐洲國家深信創新的核心是通過新的想法、流程、產品、服務推動重大進步，因此借助單一市場和研究計劃促進跨境合作，借助歐委會聯合研究中心、“地平線歐洲”計劃、“歐盟創新記分牌”等方式資助研發活動，依靠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發揮有效的監管作用。另外，歐盟及其主要大國近年來不斷加大吸引人才的力度。今年5月，歐委會推出“選擇歐洲科研”項目，計劃在2025至2027年間斥資5億歐元引入科研人才，尤其為美國政府削減科研資金后被迫尋求新機會的研究人員提供替代方案。

當然，歐洲在科技發展尤其成果轉化方面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比如，產業化過程較長。受制于監管碎片化，初創企業要么成為最低資本高達12萬歐元的“歐盟級公司”，要么面臨成員國層面差異化的注冊、稅務合規等負擔，而且在風險投資每個階段尤其是后期都難以籌集足額資金。為了彌補這一短板，歐委會擬于2026年推出公司法方面的“第28個制度”（28th Regime），以統一部分成員國的規則，用單一法律體系為初創企業護航。

但這顯然還不夠。歐洲科技行業同時面臨規模化前景欠佳的問題。2018年至2023年數據顯示，盡管歐盟初創企業比美國多，但從創業到規模擴張的轉化率較低，僅有1/5歐洲初創公司能夠擴大規模，尤其在獨角獸的創建、成長和跨境發展等方面仍然落后。另外，美國安全承諾動搖導致歐洲國防支出的優先級上升，恐將擠占科研投入。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歐盟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已大幅落后于美國和中國。在不得不為國防自主長期追加投入的形勢下，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的科研投入會否受到負面影響有待觀察。

歐洲和中國長期以來都是科技領域重要合作伙伴。20世紀80年代至今，雙方科技合作不斷深化，同時也經歷著從“以歐為主”到“平等伙伴”的轉變。過去更多是歐盟對華“援助”或“示范”，如今不少項目已然成為中歐共同出資和合力推進。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科技創新產業在市場、產能、創新指數等多方面的提升，歐盟科研界、產業界乃至政界一些人心態變得復雜，一方面在促進共同發展以及應對全球挑戰等方面樂見中國貢獻；另一方面也在涉及自身競爭力的相關議題上顯露保護主義傾向。放眼未來，如何基于客觀理性姿態推動中歐科技合作穩步上升，將是一個考驗雙方智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