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本屆政府執政以來，在國際事務領域表現出全球收縮與局部擴張的鮮明特點。其中，華盛頓的拉美政策是其局部擴張的最典型反映。不久前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表示，“冷戰結束后，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確信，美國永久主導全世界符合自身最佳利益”，這是一種一廂情愿的嚴重誤判。特朗普政府決定糾正這種誤入歧途的戰略，在全球范圍內推進戰略收縮，并把戰略重心轉向西半球，“美國將重申并執行門羅主義，以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目前，美國政府的拉美政策呈現出至少三大新動向。

首先，對拉美的戰略地位重新確定，重視程度達到新高度。

長期以來，美國視拉美為其“后院”。從某種意義上說，周邊對美國重要，但非緊要。然而，特朗普政府一改前例，轉而將周邊作為其外交議程的重點與優先方向。這一點從上任之初就已經體現出來。今年1月31日，國務卿魯比奧在《華爾街日報》以《美洲優先的外交政策》為題撰文表示，美國在外交領域將“更加關注我們自己所在的地區——西半球”；2月13日在福克斯新聞網發表《美洲的黃金時代現在開啟》的文章，強調“美國優先”與“美洲優先”是一致的，更準確地說“美洲優先”是“美國優先”的首要任務。2月1日至6日，魯比奧將首訪地選在巴拿馬、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和多米尼加等拉美與加勒比5國，進一步凸顯美國新政府外交的這一特點。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明確提出了“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宣稱要確保美國對西半球關鍵通道、重要戰略資產等的控制權，指出“美國必須在西半球占據主導地位，這是我們安全與繁榮的前提條件”。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學者認為，“在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最初9個月內給予西半球的關注，超過了冷戰以來兩黨歷屆政府的關注”。

其次，多管齊下推進對拉政策，“門羅主義2.0”采取復合型手段。

從政策方式上來說，當前華盛頓綜合運用關稅、軍事、安全等方式推進其政策優先議程。例如，利用關稅大棒施壓拉美國家，以推進其打擊非法移民等政策議程；強化軍事力量的運用，美國南方司令部被賦予更大權限，通過“禁毒行動”直接介入拉美國家內部事務；加強與拉美國家的安全合作，今年4月美國與巴拿馬簽署安全合作諒解備忘錄，美軍將在謝爾曼堡、羅德曼海軍基地和霍華德空軍基地等重新部署，等等。其中，特朗普第二任期華盛頓對拉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表現為以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為突破口，在解決緊迫性問題（如打擊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基礎上尋求更大層面的地緣戰略目標。如采取打拉結合的方式，即對拉美左翼力量的施壓（如對巴西等美國重要貿易伙伴征收50%的關稅），同時支持右翼力量（如傾力支持阿根廷米萊政府贏得中期議會選舉），以塑造拉美地緣政治生態，穩固美國對西半球的掌控。

與近些年美國對拉政策對比來看，當前華盛頓的政策力度與強度均達到新水平，其激進程度更是近幾十年罕見。美國不僅繼續否認馬杜羅政權合法性，而且還以“打擊毒品”為名對委內瑞拉進行軍事威脅。如今美國南方司令部在該地區部署如此大規模的海軍力量，也是前所未見的。華盛頓甚至不排除以壓促變，尋求委政權更迭的企圖。此外，本屆美國政府高層還多次表示不排除通過軍事手段掌控巴拿馬運河。多數學者與戰略界人士認為，這是“新門羅主義”的表現，具有明顯的地緣戰略考量。美國一些學者評論稱，華盛頓似乎正在對西半球采取“門羅主義 2.0”的復合型手段：摧毀軟實力倡議，轉而支持部署（或威脅部署）軍事力量，同時還依賴經濟脅迫和貿易壓力。

奧巴馬時期的白宮顧問、現任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邁克·弗羅曼直言不諱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對特朗普總統而言，委內瑞拉已成為21世紀‘門羅主義’的跳板，這是一場旨在投射力量的實驗，表面上是出于一場新的禁毒戰爭，但其根源在于總統堅信在西半球占據霸權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當然，美國也不放棄在非傳統安全議題上展現柔性的“魅力攻勢”，如美國向該區域為應對颶風“梅麗莎”提供了近3700萬美元的緊急援助和實地支持，其中包括向牙買加提供超過2200萬美元，向海地提供1100萬美元，向古巴提供300萬美元，向巴哈馬提供50萬美元。

再次，對拉政策目標更加多元，服務大國戰略競爭動機更突出。

從目標上來講，特朗普第二任期對拉美政策可分為三大維度：一是兌現競選承諾，服務國內政治，如打擊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在特朗普就任前，拉美學者就預估其會因國內政策需要以及執政團隊成員對拉美地區的偏好而更加關注西半球，“總體而言，特朗普的首要國內政策重點是減少移民和毒品流動，這意味著他將比第一任期更加關注拉丁美洲——甚至可能超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任何美國政府。”

二是強化產供鏈安全，攫取經濟利益。不久前，白宮與拉美四國（薩爾瓦多、阿根廷、厄瓜多爾和危地馬拉）簽署貿易協議，華盛頓主要目標就是加強該地區的供應鏈和貿易伙伴關系，深化雙邊貿易和投資合作，為美國出口商提供前所未有地進入中美洲和南美洲市場的機會。美國還試圖將歐洲、美洲與印太地區的盟伴整合起來，推進其產供鏈安全戰略。

三是推回中國等方面的影響力，服務大國戰略競爭。美國加強對重要戰略通道的控制，渲染中拉經貿合作的政治目的、鼓吹“中拉科技合作的威脅”等均反映出這一點。今年4月美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對巴拿馬等國訪問，宣稱要從中國的影響下奪回巴拿馬運河。5月5日，赫格塞思在會見秘魯防長沃爾特·阿斯圖迪洛和外交部長埃爾默·席勒時又宣稱，中國對該地區的人民與和平構成威脅，“為了防止沖突，我們需要共同有力地威懾中國在西半球的潛在威脅。”對于西半球國家的未來政策，美國給出了一個“二選一”的抉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稱：“所有國家都應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希望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主權國家和自由經濟體并存的世界，還是希望生活在一個受世界另一端國家影響的平行世界。”

當前華盛頓在拉美地區的政策，再次展現霸權主義邏輯與強權政治思維在美國依舊根深蒂固。這種邏輯與思維顯然與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時代潮流相悖。美國激進的拉美政策引起域內部分國家的反感與抵制，如巴西、哥倫比亞等國家強調自主性、平等性，即便是與美國關系較為緊密的厄瓜多爾，也是展現出較高自主性。11月16日晚，厄瓜多爾全國選舉委員會公布的初步計票結果顯示，該國民眾在當天舉行的憲法公投中，反對設立外國軍事基地。可以說，拉美民眾的政治覺醒已成為美國對拉美政策的重要制約因素，而美國的做法亦將進一步促使拉美民眾以至更廣泛的全球南方民眾的政治覺醒。這或將成為美國對外強權政策反噬自身的另一個新案例。（作者是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美國與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