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國會答辯中聲稱，基于“舊金山和約”，日本已經放棄關于臺灣的所有權利，因此無權就臺灣法律地位表態。這種說法顯然與《中日聯合聲明》中的日方立場相悖。多年來，日本不斷借用非法的“舊金山和約”取代《波茨坦公告》，模糊有關一個中國的外交承諾，試圖以此為其武力干預臺海局勢尋找“合法性”。
1972年邦交正常化時，中日雙方圍繞戰后處理和關系正常化問題進行了談判。《中日聯合聲明》寫明“兩國人民切望結束迄今存在于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兩國人民這種愿望的實現，將揭開兩國關系史上新的一頁”。這充分表明該聲明既具有戰后處理性質，也是兩國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政治性聲明。其中日方關于一個中國及臺灣問題的立場，既是戰后處理結果，也是中日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前提條件。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規定“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使戰后處理和關系正常化條件得到條約確認。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中方接受這一措辭的背景是：日方在談判過程中向中方正式提交外交文件《日中聯合聲明日方提案的對華說明》，其中明確表示基于《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臺灣應歸還中國是“日本政府不變的見解”，日本“未設想將來臺灣具有除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以外的任何法律地位”，臺灣問題“應該由中國人民自身，也就是作為中國的國內問題予以解決”。這里非常明確，中日關于臺灣問題的立場確認依據的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而絕非所謂的“舊金山和約”。
眾所周知，“舊金山和約”是美國糾集部分國家在1951年與日本簽訂的片面和約（1952年“生效”）。中國（包括臺灣方面）、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都沒有被邀請參會，蘇聯等國也未在“和約”上簽字。“舊金山和約”不僅違反了1942年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中“各簽字國政府不得單獨同敵國停戰或媾和”的規定，而且背著中國處置中國領土，公然踐踏國際法基本準則。中國政府于1951年、1952年兩次聲明該“和約”非法、無效，不予承認，這份文件當然也就不可能作為中日處理戰后問題的法律依據。
日本現在避而不談《波茨坦公告》而頻繁引用“舊金山和約”，是因為兩者對臺灣問題的表述不同。《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確認“《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中美英三國1943年在《開羅宣言》中表明對日作戰的目的，其中就有使日本竊取于中國的臺灣等領土歸還中國。日本投降時接受《波茨坦公告》，1972年又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確認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就是確認了臺灣被歸還中國的所有事實。1973年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在國會答辯中也表明，日本承認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一個國際法主體，只是在邦交正常化時把承認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中華民國”改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與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的立場在邏輯上是一致的。而“舊金山和約”只談“日本放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之一切權利、權利根據及要求”。這里的“放棄”而非“歸還”，讓日本右翼勢力自以為找到了漏洞，于是不顧外交聲明、條約的嚴肅性，回避根據《波茨坦公告》已將臺灣歸還中國的事實，制造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假象。這顯然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日方刻意模糊涉臺立場，實質就是為其武力介入臺海尋找借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涉臺立場從清晰到模糊，大致經過三個階段。
1972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基本信守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做出的承諾。當時，日本首相、外相及外務省高官的國會答辯主要基于《中日聯合聲明》《日中聯合聲明日方提案的對華說明》中的解釋展開。1972年11月田中角榮首相、大平正芳外相都承認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1975年宮澤喜一外相表明兩岸沖突“在法律上應該是內戰”；1987年倉成正外相重申日本尊重《開羅宣言》。直至1999年，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東鄉和彥還承認，《中日聯合聲明》第三項的含義包括“臺灣問題基本是中國的國內問題”。
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14年前后，日本政府開始弱化“臺灣屬于中國”的立場。1997年起，日本首相、外相雖然多次表示堅持《中日聯合聲明》，但盡可能不觸及“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2005年、2007年，日本外相在被質詢時開始援引“舊金山和約”，聲稱日本放棄了關于臺灣的所有權利，因此無法單獨認定臺灣的法律地位；同時在避免提及《波茨坦公告》的前提下，僅含糊表示日本政府立場“一貫未變”。
2015年開始，日本一些政府官員在回應有關臺灣地位的質詢時盡量不用《中日聯合聲明》。例如，2015年9月時任外相岸田文雄回答臺灣能否成為行使“集體自衛權”對象時稱，哪些國家屬于對象“需要在發生武力攻擊時個別、具體判斷”，隨即援引“舊金山和約”稱日本無權就臺灣法律地位表態，而閉口不提《波茨坦公告》。類似場景當年還曾發生多次。
這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在后兩個階段故意模糊涉臺立場的操作，與其國內右翼勢力醞釀擺脫“和平憲法”束縛，推動對外軍事戰略調整并為在海外行使武力開路的路線不僅同步，而且密不可分。
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日美制定1997年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后來日本在國內通過《周邊事態法》，使其在發生“周邊事態”情況下動用自衛隊為美軍提供后勤支援“合法化”。在此過程中，臺海危機是否屬于“周邊事態”一直是焦點。1997年9月，日本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對中方表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相信中方希望和平解決；日美沒有設想包括中國在內的特定國家和地區觸發“周邊事態”；“周邊事態”不是地理概念，是一種基于事態性質的概念。日方表面堅持“臺灣問題屬于中國內政”，還用“周邊事態”不是地理概念搪塞，但這實際是謊言。1999年，日本政府改口稱認定“周邊事態”要考慮地理因素。2005年，日美制訂應對“周邊事態”的軍事合作計劃，其中就包括如何聯合應對臺海危機。
日本2014年修改憲法解釋為行使集體自衛權解禁后，2015年通過“安保相關法案”，使自衛隊在海外能單獨或與美軍等外軍聯合作戰。在國會審議中被問及行使集體自衛權對象是否包括臺灣時，日本領導人一再拒絕明確表態，僅稱根據情況“綜合判斷”，而且由此開始頻繁援引“舊金山和約”。據日媒報道，2022年日美制訂干預臺海作戰計劃草案，日本自衛隊將協助美軍在西南諸島部署防空和反艦武器，并在一旦爆發沖突時協助美軍作戰。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在大力推進軍事外向化的過程中，不斷弱化“臺灣屬于中國”立場并制造“臺灣地位未定”論調，先是為自衛隊對美軍干預提供后勤支援尋找借口，后又試圖為其直接武力干預臺海賦予“合法性”。高市早苗近期的涉臺錯誤言論，正是這種野心的暴露。
日本這種圖謀注定不可能得逞。臺灣問題不管是依據國際法還是中日雙邊條約，都屬于中國內政。另外，行使集體自衛權在本質上違反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更不可能適用于中國臺灣省。因為“集體自衛權”這一權利源自《聯合國憲章》，而憲章規定只有在聯合國會員國受到攻擊時方可行使，臺灣顯然不符合這一條件。日本急于強軍擴武并對外行使武力，真是把對外雙邊條約、國際法以及國內法的相關規定都棄置不顧了。（作者是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