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本屆政府上任以來，華盛頓一直以重新吸納俄羅斯加入七國集團（G7）為誘餌，試圖推動俄美關系緩和、為“美國再次偉大”重構戰略進程。然而，莫斯科對此并沒有表現出多大興趣。俄羅斯總統普京直言G7的“主要發達國家俱樂部”稱謂已名不符實。G7所對應的現實是：在上世紀70年代，G7的經濟總量曾占全球GDP約70%，如今在全球占比已跌破30%。與俄羅斯不再看重G7相比，當前美國政府對二十國集團（G20）的態度，同樣令人大跌眼鏡。在不久前舉行的G20南非峰會上，美國領導人不僅破天荒地沒有參會，連參加交接儀式的美國官員也非正牌大使而只是代辦。法國總統馬克龍認為G20已進入其周期的尾聲。這些所折射的正是時代特征和國際秩序的重大轉變。

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危機

從以往來看，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的權威性與影響力，與兩個關鍵因素關系密切：一是有沒有主要大國積極參與，二是有沒有國際代表性。無論是G20還是G7，美國都曾經是主要推動者，其他大國也身在其中，就大國參與來說是足夠的。就代表性來說，G7從其成立伊始就是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話事臺”，并不代表全球大多數。但由于當時其經濟總量龐大、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強，有能力將少數者的意愿強推成國際規則；G20則是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共商平臺，連接了全球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因而相比G7大大提升了代表性。

G7和G20在當前遇到的尷尬及挑戰，其實是二戰后建立起來的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機制在當下處境的縮影，它們或者不為全球南方國家所喜，或者被主要大國厭棄，所折射的是三個事實和問題：一是全球治理面臨嚴峻挑戰，想針對一些全球性問題協調行動難上加難；二是全球治理已出現領導者缺乏，主要大國對一些國際組織和機制的熱情消減甚至成為其反對者；三是發達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間不同意愿的隔閡加深，G20是一個發達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共同參與的舞臺，它在當前面臨的挑戰是一個由不同類型國家共在的治理平臺如何發揮有效作用。

傳統國際組織和機制存在的困境，還表明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在強化。以往的國際組織和機制大都是在二戰后形成的全球權力格局中產生，其在提供一個共同的全球生活框架的同時，又區分了中心-邊緣的權力關系，這使戰后國際秩序既有一定張力又內含了對立。借助國際組織和機制維護國際秩序穩定來鞏固權力優勢，是處于中心地帶的發達國家所求，這對支配性大國更是如此；當國際組織和機制無法滿足這一需求時，中心國家根據自己的權力邏輯對其做出舍棄。對于處在相對邊緣位置的全球南方國家來說，國際組織和機制的合法性在于提升其代表性，當這一訴求無法推進時，舊有國際組織和機制的吸引力自然也會下降。

國際社會呈現“區域化”趨勢

當華盛頓對在非洲主辦的G20置之不理、G7如同雞肋之時，國際社會的區域化正在成為新的現實。在19世紀到來之前，全球多種經濟、政治體系林立，無所謂國際社會的存在；進入19世紀以后，隨著歐洲的全球殖民世界形成，全球被編織進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共同經濟、政治網絡，但歐洲之外的世界喪失了主體性和主動性，當時的國際社會其實是“歐洲國際社會”。二戰結束之后，由于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戰后國際組織及機制的建立，在它們被大國主導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邊緣地帶國家的意愿，全球性的國際社會逐漸產生，但它的全球性在冷戰時期并不顯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將世界不同區域更加緊密拉攏在一起，國際社會的全球性在一段時間格外突出，全球治理概念也應運而生，并體現在了一些具體行動上。然而，隨著近年來全球化退潮，不同類型國家間的壁壘重新強化，國際社會的區域化特征重新顯現。但與19世紀的歐洲國際社會構筑的全球中心-邊緣體系有所不同，當代國際社會的區域化在全球層面是去中心化的。

國際社會的區域化，較為直觀的表現是在經濟層面。當“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詞匯頻繁被談起時，經濟生活的區域化已在取代以往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一些大國在調整自身的對外政策時，對周邊國家的關注度已普遍高于距離較遠的國家。地緣經濟的變化與地緣政治的變化又同步而生。相比過往，當前美國政府對美洲的關注度顯著高于往屆美國政府，這種被稱之為“戰略收縮”的舉動，弱化的是大國的全球參與，帶來的是國際體系的碎片化。以往所說“國際秩序”的基礎已被撼動。

全球南方成更活躍的“創建者”

在國際社會邁向區域化時，全球注定迎來的是失控和混亂嗎？從近代以來的經驗看，區域性秩序的形成，既可能推高全球性風險，也可能給全球性的秩序塑造創造條件。如果G20等一些國際組織和機制未來出現沒落，可能也是新的治理平臺大量出現、新的秩序建構力量出現的必然結果。

與過去發達國家是國際組織和機制的主要創建者不同，新世紀以來的這些年間，全球南方國家已是更為活躍的國際組織和機制的創建者。這些新興國際組織和機制包括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國際調解院等。新興國際組織大量創設并開始擁有高曝光度，凸顯全球南方國家自主行動能力的質變，而其背后則是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結構性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G7曾經呼風喚雨，其前提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了全球大部分比重；然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在2023年已經超過G7。是金磚國家還是G7更加代表國際社會？答案不言自明。

不久前，上合組織天津峰會成功舉辦，謀求共同發展成為主要議題，這突破了上合組織以安全問題而起的初始框架，顯示了區域層面安全與經濟議題的相互滲透及對構建更有張力的區域秩序的努力。但上合組織天津峰會同樣關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這表明了以上合組織為代表的新興國際組織的開放性。與上合組織的功能拓展類似，當金磚國家的領導人坐在一起時，他們關注的也已不僅是這些國家的自身問題，而開始為全球問題的解決做出商討、提供方案。不知不覺，為全球治理而謀的主體，已由傳統的發達國家轉為新興經濟體，世界并不缺乏“補天裂”的力量和意愿。

國際組織、機制及其影響力變化，是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全球權力關系變化的“晴雨表”。代表傳統工業化國家的國際組織（如G7），因缺乏廣泛的代表性已淪為少數國家的情緒發泄舞臺，以全球南方國家為主建立的一些新興國際機制如金磚國家，因其代表了全球大多數，正在成為推進全球治理的主要平臺。而且，隨著金磚國家近年來的擴容，其推動建立本幣結算、設立新開發銀行等舉動被認為正在構建G7的平行體系。如今，全球南方不再以客體的身份等待西方國家邀請加入其俱樂部，而是主動搭建舞臺、自我主導議程和推動國際秩序優化。與G7等傳統國際組織和機制相比，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際組織和機制已進入重構國際規則的進行時，它雖然并不意味著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即將產生，卻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提供了想象空間和現實依據。（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