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對華錯誤言論后，高市內閣非但沒有收回錯誤言論、反省自身錯誤，反而繼續對華發難。例如，12月7日，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炒作所謂“雷達照射”問題，蓄意散布和炒作軍事安全領域的虛假消息。這一舉動體現出高市內閣企圖通過“畫靶子”的方式將自己包裝成地區摩擦的所謂“受害者”，轉移國際社會對其錯誤言論及軍國主義行為的關注，并為其突破和平憲法等危險動作制造借口。

塑造“受害者敘事”是日本右翼勢力推進歷史修正主義“大雜燴”的重要手段，并正在成為服務高市內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敘事。所謂“受害者敘事”，是指戰后日本為回避侵略戰爭罪責構建的一套由官方主導、多領域協同的敘事工程，旨在通過營造悲情化、去背景化、轉移責任化等敘事重塑國家身份，意圖擺脫戰敗國束縛，為擴軍修憲提供輿論合法性。該敘事的核心是突出自身“核爆受害者”的唯一身份，放大自身的戰爭悲劇記憶、模糊戰爭性質，否認南京大屠殺等對亞洲多國的侵略加害史實，剝離日本的加害者身份，進而將自身塑造成戰爭的“受害者”。

“受害者敘事”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渲染日本作為“受害者”的悲情意識，淡化“加害者”的負罪標簽，在各種紀念活動和輿論中傳播自衛和受害意識，刻意淡化侵略的“加害”在先引發報復的“受害”在后的因果關系，模糊戰爭責任主體，向國際社會輸出修正后的歷史認知。二是塑造和平國家的發展形象，傳播戰后日本經濟崛起及作為和平國家的貢獻，弱化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回潮的警惕。三是營造日本“弱勢”地位的國際氛圍，為多邊制衡周邊國家鋪墊輿論基礎，同時借“悲情”形象博取國際同情，為聯合域外國家介入區域事務、制衡周邊國家做鋪墊。

高市早苗上臺以來，其內閣不僅延續了在歷史層面的“受害者敘事”，更試圖將該套路復制到針對周邊國家的現實行動中，其戰略野心和算計暴露無遺。這一舉動釋放的錯誤信號，也正在釀成愈加嚴重的后果。

從戰略野心和戰術算計看，日本右翼勢力妄圖借此“模糊性”敘事消弭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戒備，以“戰略模糊”規避戰爭罪責。“受害者”意識也將為日本突破“專守防衛”走向“能戰之國”構筑輿論和民意基礎，夯實介入戰爭的所謂“正當性”。從釋放的錯誤信號看，其一方面否認侵略歷史罪行，無視國際社會正義聲音；另一方面渲染“解禁集體自衛權出于安全自保”，在日本國內與東亞制造地緣恐慌。

高市之流以“受害者敘事”行“對抗”之實，已經并繼續催生諸多惡果。一是扭曲民眾歷史認知。日本廣播協會今年的一項民調顯示，日本國內承認侵略戰爭比重僅為35%，這說明“受害者敘事”已嚴重滲透日本社會，支持高市言論的年輕群體更是可能成為重新滋生軍國主義的溫床。二是破壞地區合作。日本以“受害者敘事”為掩護，反復試探周邊國家與國際社會底線，甚至在此基礎上對中國進行挑釁，可能引發周邊的嚴重安全焦慮，干擾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合作進程。三是給戰后國際秩序帶來隱患。“受害者論調”暗中否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規定戰后國際秩序文件的法理性和權威性，為區域與世界和平穩定埋雷。

無論高市內閣想借“受害者敘事”達到何種目的，都不能改變高市早苗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勢力仍在錯判形勢，不思悔改，妄圖通過挑動沖突對立，突破戰后國際秩序，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的現實。日方越是塑造自己為“受害者”，就越將凸顯其“加害者”的身份；其“受害者敘事”背后的陰謀，最終也將坐實日本東亞和平潛在破壞者的身份。高市內閣現在最需要做的是反思悔過、撤回謬論，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作者是黑龍江省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