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社交平臺X上發布關于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村山談話”的視頻，并表示“是時候回顧1995年的‘村山談話’了”。“村山談話”所表達的直面日本侵略過往的反省姿態，與我在廣島兩年的不適感形成鮮明對照。

2023年10月，上海—廣島航線復航，我來到了這個即將生活兩年的城市——廣島。彼時的廣島，于我而言還只是歷史課本中一處破敗的殘垣斷壁，與呈現在眼前的這座現代化的城市似乎毫無關聯。這種反差促使我開始了對這座城市的探索。

第一站便是廣島“最具特色”的和平紀念館。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接觸這場歷史災難的物理遺跡。紀念館中，黑灰的主色調塑造著凝重的氣氛，熔化的三輪車、被沖擊波撕裂的衣物，以及那些因核輻射而扭曲變異的遺骸照片一一在我面前展開。那種跨越時空的痛苦和絕望感，帶著強烈的視覺沖擊，瞬間將我淹沒。那份對于核武器帶來的痛苦以及對和平的渴望，似乎從每一件展品中迸發出來。

然而，隨著參觀的深入，一種如鯁在喉的不適感一直縈繞著我。紀念館的敘事詳盡記錄了核武器帶來的巨大創傷，以及戰后對“無核”的普世呼喚。但它似乎也只記錄了受害者的哭號，而忽略了曾經的侵略者應有的懺悔之聲。作為一名中國人，能很輕易地察覺在紀念館敘事中的“空白”：在這份強烈的受害者視角中，作為加害者——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多國發起侵略戰爭從而引發美國在廣島投下核彈的歷史背景，卻被系統性地回避了。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健忘，更是一種有意塑造的“歷史失憶”。它將一場由侵略戰爭引發的悲劇，提煉成一個與所有背景無關的、純粹的人類共同悲劇。

在后面的日子中，這種不適感也如影隨形。2024年的夏天我參與廣島和金澤大學共同舉辦的“和平研討會”，接觸到眾多“和平教育”下成長的日本年輕一代。當我們談及廣島原子彈事件時，他們自然地將廣島放在一個受害者的角度，簡單地談論對核武器的痛恨。他們似乎真誠反對著核武器并熱愛著和平，但當我提及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時，日本學生們的疑惑以及老師的回避似乎都在向我展示著日本年輕人對歷史認知的缺失。這種代際間的歷史斷裂，正是和平紀念館以及日本官方通過巧妙敘事“去責任化”的后果。

2025年是個特殊的年份，遭原子彈轟炸80年紀念儀式在廣島舉行。紀念儀式充滿了對本國遇難者的深切哀悼與對和平的祈愿，卻對日本作為加害者、對他國人民造成的巨大苦難保持了徹底的沉默。這種精心構建的敘事，與紀念館中的敘事毫無差別。它們都企圖通過強化“唯一核爆受害國”的形象，來沖淡乃至覆蓋其“殖民侵略加害國”的歷史身份；通過對未來“無核世界”的抽象呼吁，來回避對過去軍國主義侵略行徑的具體反省。當廣島的悲劇被如此簡單化地紀念時，其結果只會導致戰爭的源頭被遺忘，日本民眾只能簡單地沉浸于自身的傷痛，而淡忘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鄰國所負有的歷史責任。

當歷史責任被官方話語模糊化、抽象化，其結果必然是在現實政治中為軍事擴張提供道義上的合法性。2025年同一時期，日本政府實施安全戰略上的轉型。在新上任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下，防衛預算已突破戰后長期遵循的占GDP 1% 的限制，加速向 2% 的目標大步前進。她還提出，將在2026年年底前修訂“安保三文件”。11月7日，在其就任首相后的首次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高市早苗聲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如果臺海出現沖突，日本就有可能軍事介入。這一表態，是歷史修正主義的典型體現：通過徹底否定或淡化日本的加害歷史，卸下歷史的道德包袱，為其積極介入地區安全事務的戰略訴求，鋪平道義上的道路。高市早苗對歷史的持續背叛，恰恰構成了對廣島所祈求的和平最深刻的嘲諷。

在我即將離開廣島之際，回望近年的觀察與思考，一個疑問愈發清晰：當和平公園的祈禱聲音與追求軍事擴張的政策聲浪并存時，這個國家所呼吁的“和平”，其根基究竟何在？是最終能夠鼓起勇氣，通過徹底清算過去而贏得真正的和解與尊嚴，還是繼續在歷史的模糊地帶徘徊，讓短暫的“和平”假象，掩蓋住更深重的地緣政治隱患？這不僅取決于日本的選擇，也值得所有曾深受戰爭之苦的國家共同警惕。（作者是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