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接受質詢時就臺灣問題作出了極具挑釁性的表態。在當天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來自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的前外相岡田克也提問稱，“臺灣有事”是否符合日本在2015年安全保障法中提及的“存亡危機事態”，如果符合，是否會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高市稱，如果臺海出現涉及使用戰艦并伴隨使用武力的情況，如中國對臺島實施海上封鎖等情況，則“可能構成對日本生存的威脅”，可被視為“日本危機存亡事態”，屆時自衛隊可能會行使“集體自衛權”。10日，在被追問是否收回上述發言時，高市仍堅稱“答辯依據政府一貫立場，無意撤回或更改”，僅表示“今后會避免在國會假設特定情境并明確表態”。

高市這一表態突破了日本政府迄今的模糊立場，試圖將臺灣問題納入日本國家安全法律框架內，從法理層面將中國臺灣和日本所謂的“安全利益”進行綁定，這不僅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還表現出企圖軍事介入臺海的危險政策動向。

高市言論是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立場上的嚴重倒退，存在三重法理越界。一是違反日本國內法律規定。根據日本政府2015年通過的“新安保法”相關規定，即便日本本土未直接遭受攻擊，只要“與日本有密切關系的他國” 遭武力攻擊且“威脅日本存亡”，政府可認定為“存亡危機事態”，自衛隊可獲得武力行使的法律依據。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非國家，臺海出現的情況與“日本的生存、民眾的生存權、自衛權”無關，高市將臺海問題與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掛鉤，是在偷換概念，首先違反了日本國內法律。

二是違背《中日聯合聲明》等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高市將臺灣問題納入日本國家安全法律框架內，把臺灣地區視為“國家”，不僅違背了《中日聯合聲明》中一個中國原則的核心內容，也對中國發出敵對信號，違背了2008年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中關于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這是對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公然背棄。

三是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這是基于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共識。高市稱若臺海出現特定情況日本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是將中國內政問題納入日本國家安全決策框架，公然違背了國際法中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是對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嚴重踐踏。

可以說高市言論制造了惡劣先例，可能給中日關系和地區局勢帶來嚴重后果和消極影響。其一，高市言論嚴重破壞中日關系間的政治互信。日方應糾正錯誤做法，消除對中日關系的負面影響。其二，高市的言論向“臺獨”分裂勢力發出了極其錯誤的信號，可能使后者誤判形勢，在“謀獨”的道路上更加有恃無恐，從而加劇臺海局勢的緊張動蕩。其三，這也將日本自身置于極其危險的境地。將日本的“存亡”與中國內政問題強行捆綁，等于將日本綁上了“臺獨”的戰車，一旦日本主動軍事介入臺海沖突，只會引火燒身。

近年來，日本一些勢力積極推行“以臺制華”戰略，表現出與美國聯手介入臺海沖突的圖謀，甚至表現得比美國更為激進和冒險。最近，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一份題為《穩定美中競爭》的報告中，建議美國政府支持中國“漸進式統一”，反對“臺獨”。在此背景下，日本一些人卻仍然竭力充當“臺獨”勢力背后的靠山。這反映出日本右翼勢力的戰略焦慮和政治賭博心態。他們擔心華盛頓可能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后撤，導致其“倚美制華”“以臺制華”戰略落空。因此，日本選擇扮演更激進的角色，一方面試圖通過激進表態來“綁架”美國的對臺政策，強化美日同盟介入臺海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這也是為其推動“修憲擴軍”制造更緊迫的借口。

高市這一表態在日本國內也引發了強烈爭議。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對此表示“驚訝”，認為“很危險”。公明黨和日本共產黨等在野黨派紛紛表達反對立場和擔憂態度。《朝日新聞》社論指出，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應受到嚴格制約，高市言論為日本政府擴大有關法律解釋打開了方便之門。高市在臺灣問題上的言論輕率，只會加劇中國對日不信任。

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政治右傾極化的產物。其背后是自民黨保守派試圖通過煽動“外部危機”轉移國內矛盾、推動“修憲擴軍”的政治算計。然而，這種民粹示強言論不僅會撕裂日本社會，更將日本置于危險的地緣政治漩渦中。（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