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近日，圍繞安世半導體的拉鋸戰與一場提前約兩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將荷蘭置于地緣政治的聚光燈下。這個素以“共識政治”著稱、被視為“歐洲政治風向標”的國家，長期以來總能最早反映出歐洲政治議題和社會心態的深層次變遷。而如今，在社會分化、經濟壓力與移民辯論交織的大背景下，荷蘭政壇正越來越難以凝聚共識。在國內，荷蘭政府兩年里有過半時間都處于看守狀態，政治碎片化弊端越發凸顯；在對外關系中，荷蘭的行動也缺乏與歐洲整體的協調，轉而追隨美國，主動挑起安世半導體事件。這讓人不禁要問，荷蘭這支“風向標”是否正在陷入迷茫和失準？

過去兩年，荷蘭政府過半時間處于看守狀態

與許多歐洲國家類似，荷蘭不設針對政府首相的直選。通常情況下，每四年舉行一次的國會眾議院選舉被視為荷蘭“大選”，是每屆政府產生的基礎。各黨派根據所獲選民票數的比例分配眾議院150個席位。荷蘭議會席位歷來高度分散，多黨聯合執政是常態，通常情況下湊齊超過半數的席位（即至少76個席位）便可組成執政聯盟。今年計票結果顯示，中間派偏向自由主義的政黨六六民主黨和極右翼的自由黨在席位數上持平，各獲26個席位。

荷蘭國家鐵路公司首席執行官沃特·庫爾梅斯被任命為“組閣探索人”，負責與各黨領袖接觸，評估可能的聯合政府方案。庫爾梅斯曾長期在六六民主黨任職，并在上屆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后轉任國家鐵路公司高管。根據安排，庫爾梅斯將于11月11日向議會提交初步組閣可能性的書面報告。11月12日，新一屆議會將舉行宣誓就職儀式。11月13日，議會將就選舉結果及組閣方向進行公開辯論，并可能決定下一階段是否指定“組閣信息人”推動具體談判。

按慣例，荷蘭組閣通常分為3個階段：由“組閣探索人”評估可能性、繼而由“組閣信息人”推動具體談判、最后由“組閣人”敲定內閣名單。這個過程可能持續數周甚至數月。首相人選則一般由執政聯盟中議席最多的黨派領袖出任，但也存在例外。比如，在2023年11月上屆眾議院選舉后，成功聯合組閣的4個政黨中，有三黨均反對議席最多的極右翼自由黨領袖維爾德斯出任首相。僵局持續許久，最后四黨提名了一位執政聯盟以外的無黨派人士、曾任荷蘭國家情報與安全總局局長的迪克·斯霍夫出任首相。

2025年以來，荷蘭政壇倒戈連連、危機頻現。自斯霍夫去年7月正式就任首相起，還不到一年時間，維爾德斯便于今年6月宣布，因在難民庇護政策上與執政聯盟內其他政黨存在分歧，決定退出執政聯盟，導致聯盟解體，新政府成了看守政府。因此，荷蘭今年10月底才提前舉行眾議院選舉，六六民主黨領袖、38歲的羅布·耶滕有可能成為荷蘭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

一位不愿具名的荷蘭政界人士接受《環球時報》特約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選舉中，荷蘭民眾采取了“策略性投票”。由于選前多個主流政黨已明確表示不愿與自由黨聯合組閣，即便自由黨得票領先，也難以組建穩定政府。當前荷蘭民眾更期待一個具備持續性的可靠政府，而非“隨時可能垮臺”的內閣，因此不少選票流向了自由黨的“對立面”。有分析人士強調，荷蘭的極右翼勢力并未消失，其政治主張已滲透并分散至多個小政黨中，荷蘭整體政治格局正步入一個“多極化、合作困難且持續不穩定”的新階段。

在社會分化、經濟壓力與移民議題交織的背景下，如何在多元力量間構建可持續的共識，已成為荷蘭政治體系面臨的核心挑戰。歷史數據顯示，過去幾十年荷蘭平均組閣時間超過90天，而最近三屆政府談判均耗時200天以上，2021年組閣過程更持續近300天。過去兩年間，荷蘭政府有超半數時間處于看守狀態。觀察人士普遍預計，本次組閣難度較大，且過程仍將漫長。

兩把雙刃劍：比例代表制和社會多元化

長期以來，荷蘭被視為觀察歐洲政治走勢的重要窗口。從氣候政策到移民治理，從歐盟一體化到社會價值觀分歧，荷蘭的政治變化往往先于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數年顯現，成為預示歐洲社會心態與政治方向的重要信號。

2002年，隨著極右翼政治人物皮姆·富圖恩等人走上荷蘭政治舞臺，一股強調反精英、反移民、反多元文化的民粹主義情緒在該國迅速抬頭。兩三年內，類似政治力量便在法國、丹麥、奧地利、意大利等國陸續崛起。

2005年，荷蘭在《歐盟憲法條約》公投中出現否決結果，彼時歐洲主流政治話語仍強調“一體化進程不可逆轉”。十余年后，英國“脫歐”公投、東歐多國在難民安置政策上與布魯塞爾分歧加劇、“主權優先”與“歐盟共同決策”之間張力上升——這些都印證了荷蘭當年所反映的社會情緒恰恰代表了歐洲基層社會對一體化節奏與方式的深層焦慮。

2023年，代表農民利益的荷蘭政黨“農民公民運動”迅速崛起，在省議會選舉中取得歷史性突破，成為政壇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一變化折射出歐洲在廣泛推行綠色轉型過程中，因成本壓力、城鄉發展差異與能源結構調整所引發的新的社會矛盾。2024年以來，法國、德國、波蘭、意大利等國相繼出現農民抗議、能源賬單政治化、綠色議程推進受阻等現象，荷蘭再次成為預示歐洲政治風向的“先行者”。

荷蘭被視為“歐洲政治風向標”，其背后有著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原因。在政治制度上，荷蘭眾議院選舉實行“比例代表制”，各黨派無論大小，都按得票比例分配議席。也就是說，一個政黨只需獲得0.67%比例的選票即可獲得一個議席。例如，今年眾議院選舉中，“農民公民運動”獲4席，社會黨、動物黨等5個小黨各獲3席。這一方面體現了荷蘭議會廣泛的代表性，即便規模很小的政黨也有機會在議會發聲；但另一方面，也導致眾議院難以產生占據絕對多數的單一政黨，任一政黨獲得過半席位（76席）的可能性都極低。以今年選舉為例，即便是獲得26席的六六民主黨或自由黨，若欲牽頭組閣，也至少需聯合三個或更多政黨。這種高度碎片化的格局，使得政府組建過程中的談判異常艱難。如今，類似的政治碎片化現象在比利時、德國等歐洲國家也日益普遍。

在社會文化方面，荷蘭社會有著多元文化背景，這使其成為最早開始討論歐洲價值觀與社會認同議題的國家之一，相關問題隨后也成為歐洲大陸范圍內的普遍挑戰。荷蘭中央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荷蘭全國人口為1790萬，其中有移民背景的人所占比例接近30%。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環球時報》駐荷蘭特約記者時常能夠感受到一種“開放文化”與“焦慮心態”并存的復雜氛圍。社區中常見語言課程、文化中心與混合民族學校，企業也常組織文化敏感性培訓、語言支持與多元團隊建設。然而，不少第二代移民仍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一位土耳其裔青年坦言：“我出生在荷蘭，講荷蘭語，卻常被問‘你從哪里來’。”與此同時，荷蘭社會對物價與房價上漲、氣候政策等議題的討論也早于許多歐洲國家。如今在歐洲常見的“社會開放卻倍感壓力”“系統看似穩固實則脆弱”等公眾心態，早在數年前便已在荷蘭浮上輿論水面。

荷蘭社會的多元性還體現在活躍的各類利益團體中，包括環保、動物保護、工會、行業協會等組織。這些團體在歐洲各國雖不罕見，但荷蘭的一系列制度化溝通機制使其聲音能更直接地嵌入政策制定過程。例如，在“共識政治”傳統下，最低工資、養老金改革等民生議題通常由政府、雇主與工會三方協商決定。議會實行“游說登記制度”，各類團體可預約與議員、部長或政策顧問會面，進而影響立法進程；政府在制定法案前也常公開征求意見，接受各利益團體的書面建議。此外，經審批的示威集會是荷蘭社會常見的表達方式，這些活動通常經過審批，定時、定線路進行，《環球時報》記者周末常聽到街上游行的聲音。

盡管如此，有分析認為，縱觀歐洲整體地緣格局，荷蘭在國家體量、政治與軍事影響力方面仍屬有限。即便其政治實踐具備“風向標”意義，對全歐的實際引領作用仍難以與法、德等歐洲核心大國相比。

“問題始于荷蘭政府，也應由其推動解決”

回顧近兩年荷蘭政壇的起伏與政策轉向，越來越多人不禁追問：荷蘭怎么了？2023年7月，時任荷蘭首相呂特因執政聯盟內部政見不一向國王提交辭呈，轉而謀求北約秘書長職位；同年9月，荷蘭光刻機巨頭阿斯麥被政府限制向中國出口高新光刻機；再到今年9月30日，荷蘭政府突然發布行政令，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臨時接管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導體，不當干預企業內部事務。事件愈演愈烈，10月26日安世（荷蘭）宣布停止向安世（中國）供應晶圓，導致后者無法正常生產，引發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動蕩。中方本著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穩定與安全的負責任態度，已于11月1日宣布對符合條件的相關出口予以豁免，并同意荷經濟部派員來華磋商的請求。

《環球時報》駐荷蘭特約記者與業內人士交流獲悉，荷蘭政府針對安世的行動沒得到該國國內各方一致支持，也沒得到歐洲國家政府和工商界的一致認同。德國《經濟周刊》的社論在標題中抨擊此舉是“荷蘭政府罕見的愚蠢舉動”。文章認為，這一攻擊全球供應鏈的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到歐洲汽車制造業。據彭博社報道，有荷蘭左翼黨派成員在選舉前的辯論中猛烈抨擊該國經濟大臣卡雷曼斯稱，相關部門采取這種行動之前本應該與其他歐洲國家進行協調。據荷蘭《人民報》報道，安世半導體母公司聞泰科技的荷蘭律師批評說：“荷蘭經濟部像溫順的羊羔一樣跟著美國政府?！?/p>

荷蘭政府社會文化規劃辦公室上個月發文稱，59%的荷蘭民眾認為本國正朝錯誤的方向發展，民眾在選舉前普遍對國家和政治感到無能為力且沮喪?！鞍彩朗录由盍嗣癖妼野l展方向的憂慮?！庇聿┥鐖蟮婪Q。由于荷蘭政府出手干預的時間臨近眾議院選舉，多家媒體認為，此舉進一步加劇了荷蘭政治不確定性以及民眾對營商環境的擔憂。來自荷蘭汽車行業游說團體的格羅爾表示：“問題始于荷蘭政府，也應由其推動解決。”

【環球時報駐荷蘭特約記者 豐成 張亮 環球時報駐比利時特派記者 牛瑞飛 環球時報記者 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