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英國《衛報》發表文章，提起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叫停勞拉·墨菲“中國侵犯人權研究”項目的事件。該媒體將此事描繪為“學術自由遭打壓”的典型案例，并指責校方屈從于“來自中國的政治壓力”。對此，中國外交部回應稱，有關個人是反華虛假信息供應鏈上的一環，他本人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也承認，他所謂的“研究”受到某些國家政府部門甚至是安全部門的資助和支持。明眼人一看便知，這起鬧劇并非關于“自由”與“壓制”的對立，而是英國涉華研究長期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一個縮影。

勞拉·墨菲的所謂研究在英國并非個例。所謂“國際人權研究”，更具體地說，就是在缺乏基本常識與調查研究的條件下，通過想象捏造事實、選取裁剪“證據”的方式，蓄意抹黑他國人權狀況，并以所謂的“學術客觀立場”為西方反華政治勢力提供虛假理論支撐。此類學者打著學術自由不容侵犯的旗號，罔顧他國社會發展的基本事實，通過毫無底線地詆毀、造謠換取自己的“學術”資源與名頭。這類事件所揭示的并不是誰在阻礙學術自由，而是誰在濫用學術自由、將學術研究異化為政治操弄與輿論對抗的工具。

這類研究在英國的存在絕非偶然，而是英國學術體制內部長期積累的結構性扭曲狀況的必然結果。一定時期以來，英國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義，要求英國學界以“學術安全化”為標準，積極參與對華政治敘事。基于地緣政治競爭驅動的“鷹派”戰略需求，英國政府2023年在其《綜合評估報告》中，曾明確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挑戰”。在此框架下，英國高校、智庫等機構的研究都可能被納入國家安全體系，被要求與政府的外交政策和防務戰略保持立場一致。研究中國，不再是為了理解中國，而是為了“對付中國”。

在這種邏輯推動下，英國學界催生出一批主動迎合政府議程的“對華鷹派”研究者。他們在政治和資本的雙重驅動下，將學術研究“武器化”，不斷“生產”服務于對抗戰略的所謂證據，長期支持在涉疆、涉港、涉藏等議題上炮制反華言論。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的這個反華項目亦在同一機制下運作，其資金和話語均與跨大西洋反華網絡緊密相連。

在此類研究中，西方學者本質上只有發表反華言論的自由，沒有自由研究的權力。英國學術界長期受制于“西方中心論”“自由主義霸權”等陳舊思維框架，將自身的政治理念視為衡量他國制度合法性的唯一尺度。在這種慣性下，中國式的發展路徑被預設為“偏離自由”“背離普世”的異常現象。學者們往往不是以實證方法理解中國，而是以道德評判的口吻指責中國“侵犯人權”“壓制自由”，并借此維系西方自我優越的意識形態地位。在此語境下，任何試圖呈現中國現實復雜性的研究，都有可能受到指責；而任何批評性的敘述，哪怕缺乏實質性證據，也會被包裝為“勇敢揭露真相”的學術成果，形成典型的西方社會“學術—政治—媒體”體內循環的畸形知識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異化的意識形態生產模式，與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總體發展趨勢存在著深刻而又本質的聯系。隨著中國經濟、軍事、科技等能力的發展，英國一些人在潛意識中將這種現實競爭轉化為政治敵意。經濟合作被描繪成“依賴風險”，投資往來被指控為“戰略滲透”，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建設被污名化為“債務陷阱外交”……這些話語不僅在媒體中反復傳播，也在學術報告與政策文件中得到“專業化”的包裝。在涉華研究領域，議題往往由政府資助導向決定，結論則由意識形態預設支配。學術不再是知識生產的場域，而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前線；學術研究被迫承擔起政治宣傳的功能，而真正的批判性思考反而成為稀缺資源。這一做法不僅背離了大學的本質使命，也嚴重破壞了中英之間本應平等互信的學術交流基礎。

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這起學術鬧劇的曝光，并不是對學術自由的侵犯。這起事件應當成為英國政府和學術界反思學術“武器化”的契機。高校研究的使命，應當是探索真相、促進理解、增進人類共同福祉。英國的學術機構若真珍視“自由”與“公正”，就應摒棄意識形態的濾鏡，尊重事實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只有這樣，學術研究才能成為溝通中英兩國、增進互信的橋梁，而不是制造誤解與對立的工具。（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