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半導體的相關問題，近期在國際經貿領域引發持續關注。有觀點認為，這一事件反映出當前國際經貿環境中“治理主權”與“供應主權”的深層博弈。在近年來技術競爭屢遭泛安全化的大背景下，這種以政治干預取代法律判斷的做法，實際上是通過對“治理主權”的濫用，以“主權”之名行“霸權”之實。

“治理主權”作為國家經濟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正當行使對于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價值。但近年來的屢屢濫用，已使其成為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溫床，不僅破壞了基于規則的國際經貿秩序，更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此次安世半導體事件就清晰地警示，地緣政治已超越商業邏輯，成為中企出海必須面對的核心風險。這不僅會促使企業短期內的投資、并購策略更加謹慎，長遠看更將推動中企轉變出海戰略的模式與思維。

這場博弈帶給我們的更深層啟示在于，“供應主權”已逐漸超越傳統的效率考量，成為當代國際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所謂“供應主權”，其內涵早已超越傳統的產業安全概念，演進為主權國家在關鍵產業與核心技術領域保持適當自主性、在國際規則制定中建設性參與的能力。以半導體產業為例，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其供應鏈的穩定與韌性，既關系到各國的技術自主和經濟安全，也影響著全球產業發展的整體態勢。

在實踐中，一個國家如果缺少對關鍵技術或供應鏈的自主掌控，單純依靠國際規則與法律文書，往往難以在復雜的國際博弈中轉化為有效的維權成果。這并非否定涉外法治的價值，而是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涉外法治體系建設的基礎條件。特別是在規則話語權不對稱的場景下，企業如果不能掌握相當的“供應主權”，其法律主張很難有效抵御政治干預。這種現象并不局限于半導體行業，還可能延伸至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關鍵領域，形成系統性風險。

我們應跳出“安世事件”的個案視角，審視材料、設備到設計、制造的全產業鏈布局，提高對構建“供應主權”、自主生態的認識。同時推動供應鏈多元化布局，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等渠道打造更具韌性的全球供應鏈網絡。只有掌握關鍵環節的主導權，才能在法律博弈中獲得更多籌碼，贏得更大空間。

當前，在人工智能治理、數據跨境流動、數字貨幣等新興領域，國際規則正加速重塑，這也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提供了重要的規則參與窗口。我們應抓住機遇，主動設置議題，推動從規則制定到爭端解決的制度創新。例如，在投資保護條款設計中，要強化對安全審查濫用的制約機制，為企業海外發展構建穩定透明的制度保障；針對WTO等傳統多邊機制功能弱化，不少案件難以獲得及時、有效國際規則救濟的問題，我們可積極倡導將國際調解院等新型爭端解決機制納入全球治理體系。與傳統仲裁相比，國際調解具有靈活性高、對話性強的特點，在涉及復雜技術背景的投資糾紛中可發揮獨特作用。

構建更加完善的企業國際化支持與服務體系，也是促進企業順利融入全球市場的重要舉措。我們可通過建立政府、企業、行業協會、法律服務機構協同作戰的“四位一體”維權機制，打造多層次、立體化的海外利益保護體系。這一機制既著眼于事后救濟，更能強化事前預防和事中應對，為企業提供政策解讀、風險評估、爭端預防等全方位服務。特別是在敏感技術領域，建立常態化的信息共享和風險預警機制，幫助企業及時把握投資目的國的政策動向，有效防范各類風險。特別是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通過培育一批既懂技術又懂法律的復合型人才，為企業出海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撐。

安世半導體事件深刻反映了當今國際競爭中“治理主權”與“供應主權”相互交織的復雜圖景。在國際經貿規則調整的關鍵時期，圍繞技術發展和產業布局的競爭將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我國的應對之策，既要立足當下，通過對話和法律工具維護企業合法權益、解決具體關切；更要著眼長遠，共同推動構建更加開放、穩定、有韌性的全球產業生態，將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將制度建設與技術創新有機結合，才能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中行穩致遠，切實維護國家利益和企業權益。（作者是浙江省貿易救濟研究院研究員、浙江警官職業學院應用法律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