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履新伊始便迎來重大外交考驗。目前，高市已結束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出席東盟峰會、接待到訪日本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并赴韓國出席APEC慶州會議。一連串密集外交日程，成為外界觀察日本新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窗口。

此前，高市在其施政演說中的外交政策部分并沒有過多展現其保守鷹派色彩，而是繼承了近幾屆內閣的對外政策框架，即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繼續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致力于加強與共享基本價值觀的志同道合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同時，她也試圖彰顯個人特色，提出要重振“在世界中心綻放光彩的日本外交”。這與她打造“強大日本”的國家戰略目標一脈相承，意欲在維護日本的大國地位和影響力的同時，通過兼顧安全與經濟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但她的政策宣示也存在矛盾。例如，她一面宣稱“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面臨劇烈動搖，中俄朝軍事動向成為嚴重關切”，同時又強調中國是“重要鄰國”，“有必要構建建設性且穩定的關系”，推動構建“戰略互惠關系”。

二戰后，日本確立了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堅持聯合國中心主義和作為亞洲一員的外交三原則。在不同時期，雖然側重有所不同，歷屆內閣大體延續了這一路線。自從2012年底安倍晉三執政以來，日本外交開始主打“自由開放的印太”，表現出以價值觀劃線、主動參與地緣政治博弈的姿態。本質上而言，這種變化反映了日本政治的右傾保守化現實，服務于日本追求“擺脫戰后體制”、爭當政治軍事大國這一總體國家戰略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實際上早已淪為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的工具。在本屆美國政府“印太戰略”趨于收縮的背景下，高市政府若固守排他性的零和博弈思維，突出“倚美制華”的競爭性和對抗性的政策取向，只會陷入自我矮化的政策困境。

可以預見，盡管面臨國內外多重制約，高市強烈的國家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傾向仍會投射在其外交政策上。在這一輪外交首秀中，高市將同時面臨處理對美同盟關系、亞洲鄰國外交和區域多邊合作的三重考驗。她需要在彰顯個人特色和應對內外壓力間把握平衡，既要回應其保守基本盤的訴求，又需打消外界對其激進鷹派路線的疑慮。

一是要妥善應對“特朗普沖擊”。特朗普在其東亞之行中專程訪日，表面看似對日本“抬愛有加”，實則“有備而來”。無論是貿易關稅議題，還是防務安全問題，美方都沒有放過這次對日施壓的機會。在討好美方和維護國家利益之間，高市已經做出選擇，但美方后續可能將繼續施加壓力，高市也將面臨更多艱難選擇。

二是要穩定與中韓的關系。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對亞洲鄰國示強本是高市上位的重要政治資本，但其執政后卻不得不面對現實迅速作出妥協。高市上臺后收斂了對中韓的鷹派論調，放棄了在秋季大祭期間參拜靖國神社，但這究竟是權宜之計還是務實轉變，中韓仍將謹慎觀察。高市也需要以實際行動發出更加明確堅定的“與鄰為善”信號。

三是要維護日本的地區影響。日本的多邊外交近年來聚焦于維護和強化日本國際地位，高市外交若突出陣營對抗思維、過于關注經濟安全和地緣政治議題，而忽視長期以來通過貿易投資和民生援助在亞洲積累的獨特軟實力資產，恐怕很難得到地區國家的認同。例如，近年來日本對東南亞的政策重點，正在從“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向“海上安全能力建設”轉移。日本政府利用“政府安全能力強化援助”（OSA）等新機制，突出防務安全領域的裝備出口和技術支持，使其區域政策的軍事安全色彩顯著增強，甚至表現出挑動地緣矛盾的危險動向。

總而言之，高市上臺后密集的外交活動足夠吸睛，但其后續外交政策依然面臨考驗。日方只有充分展現日本戰略的靈活性和外交的包容性，才能真正取信于亞洲鄰國，打消國際社會對日本的疑慮。（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