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中歐班列10月24日首發直達非洲線路。該線路通過“鐵路+海運”跨洲際聯運模式，最終抵達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中非貿易的密切是顯而易見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對非洲進出口增長19.5%。中非貿易規模穩步提升。今年6月，中國政府宣布對來自53個非洲國家的所有進口商品實施零關稅待遇。這一開放舉措覆蓋范圍之廣、受益面之大，在經貿史上極其罕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于2025年9月30日正式到期。自2000年實施以來，該法案為大部分非洲國家提供了免關稅待遇和市場準入便利，對推動非洲對美出口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法案的現行版本到期后，至今未進入美國國會的重新授權程序。不僅如此，美國自2025年4月起對非洲國家征收了10%至30%不等的關稅。這一關稅政策直接削弱了非洲國家多年積累的出口優勢，讓非洲國家部分剛剛發展起來的制造業遭受滅頂之災。

可以說，美國與中國的對非政策已經走上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一種是以地緣競爭為目標試圖將非洲納入西方主導的排他性供應鏈，另一種則是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開放性供應鏈。近年來，美國依托《通脹削減法》中設定的原產地規則與“受關注外國實體”條款，以及《國防生產法》的“友岸外包”導向，試圖將地緣政治與關稅、補貼掛鉤，構建一個以政治一致性為標準的排他性供應鏈網絡。對非洲國家而言，這意味著其能否參與美國主導的這一生產體系并非由產業競爭力決定，而是由美國的戰略偏好所決定。一旦外交立場或合作偏好不符合美國要求，該國即可能被暫停關稅優惠或排除在供應鏈補貼之外。

與之相比，中國的對非政策堅持以開放性為核心邏輯，中國對來自53個非洲國家實施全品類零關稅待遇，不附加政治條件，不設意識形態門檻，這種開放性不是短期交易性的，不是以控制資源為目的，而是旨在為非洲國家提供一個可進入、可預期、可長期規劃的外部市場。在這種政策框架下，供應鏈的形成不是基于“誰被允許加入”，而是基于非洲國家和企業在自身發展策略基礎上自主選擇如何參與全球價值鏈。對非洲而言，這不僅降低了貿易成本，更關鍵的是提供了長期的穩定性與確定性，為投資沉淀、制造業培育、就業增長及產業升級提供了結構性空間。

中國的零關稅政策并非單向的“援助”，而是對非洲自主發展的結構性賦能。長期以來，非洲的工業化基礎相對薄弱。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2024年工業統計年鑒》數據，非洲制造業出口僅占全球制造業出口的約1.3%，而制造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長期偏低——2023年僅為13%，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8%。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實施零關稅政策，不僅顯著降低了非洲工業制品進入中國市場的成本，更通過市場機制反向激勵資本向非洲本地制造業流動。擴大在非生產布局的企業，不僅能夠利用非洲豐富且低成本的勞動力和資源要素，還可以憑借零關稅政策，將制成品直接出口至中國這一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從而顯著提升投資回報率與非洲投資吸引力。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中國的零關稅政策是一種道路自信的體現。它展示出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新階段探索出一條區別于傳統強權政治邏輯的發展之路。中國相信，發展不應是少數國家的特權，開放也不應附帶政治條件。正因如此，中國不會像某些西方國家那樣，將貿易工具化、政治化，而是以市場開放作為對外合作的最大誠意。零關稅政策的背后，既是中國對自身發展經驗的堅定認同，也來自對世界多極化與南南合作趨勢的深刻洞察。它是對非洲自主發展潛力的尊重，也是對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穩定性的維護。

在全球保護主義抬頭、地緣競爭加劇的大變局之下，中非合作，就能夠用開放回應封閉，用合作對抗分裂，用共贏取代對抗。這不僅是中非攜手發展的現實選擇，更是推動世界走向更加包容、公正與可持續未來的中國答案。（作者是湖南大學非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