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歐雙邊交往頻繁，第二十五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在北京成功舉行，多個歐洲國家領導人訪華。在全球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前所未有的情況下，歐洲更多人更加清醒地看到了中國對歐洲的重要性，看到了中歐合作的重要性。

但與此同時，歐洲仍有部分人士看不清世界大勢，仍用對抗性思維看待對華關系，比如，10月18日，德國央行行長、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成員納格爾就聲稱，“中國需要歐洲，勝過歐洲需要中國”，還聲稱“我們（歐盟）是一個強大的經濟體，我們有四億五千萬人口……所以我們應該以更具進攻性的方式打歐洲牌”。這種說法所體現的，就是對抗性思維，是美國對抗性博弈思維的復制，但對歐洲來說，其更需要的是合作性思維、共贏思維。而且，即使是對抗，歐洲也是找錯了對象。

自美國新政府上臺以來，歐洲關于“戰略自主”的呼聲再度高漲。從安全、科技到能源，歐洲對美國存在顯著依賴，而美方近期對歐加征普遍性關稅、針對鋼鋁等產品加征額外關稅，并要求歐盟修改《數字服務法》與《數字市場法》，更凸顯出美國對歐洲經濟的全方位施壓。面對美方的單邊脅迫，包括歐洲議會在內的多方力量對歐盟委員會的妥協姿態表達強烈不滿。若要真正“以更具進攻性的方式打出歐洲牌”，美國無疑應是首要的對象。然而現實卻是，歐洲在對美關系上步步退讓，不斷陷入更深的對美依賴結構，即便在本應更具話語權的經貿領域，也未能擺脫被動應對的困境。

在特朗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歐洲對美國的單邊主義貿易措施，尚能出臺反制措施，但在目前，只有步步退讓和屈從。德國央行行長納格爾聲稱“我們（歐盟）是一個強大的經濟體，我們有四億五千萬人口”，誠然，歐盟在人口規模和經濟基礎上具備一定優勢，但在實際行動中，歐盟并未展現出應有的戰略定力與自主性，未能打出真正具有“進攻性”的歐洲牌。如果歐盟所謂的自主就是依附于美國、復制美國的對華對抗性博弈思維，那實際上是一種“偽自主”。

歐洲依附于美國、無底線迎合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對華關系上采取對抗性博弈的思維，將嚴重損害中歐關系，也將嚴重損害歐洲自身利益。近年來，一些歐洲政客在對華關系方面表露出的對抗性日趨明顯，在涉臺等事關中國核心、重大利益的問題上試圖踩線、越線；干擾中歐之間正常的人文交流，不斷炒作所謂“間諜”事件，制造寒蟬效應。在經貿方面，歐盟保護主義動作頻頻，推進所謂“去風險”。

歐洲涉華消極行為，與其心態的變化、與美國對其持續的施壓不無關系，但這損害了歐洲在華形象，損害了中歐之間的合作氛圍，也必將嚴重損害歐洲自身利益。當下，歐洲的處境十分艱難，經濟停滯不前，主要國家財政赤字和公務債務持續攀升，財政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風險增大；執政困難，一些歐洲民眾對本國政府的表現不滿，將選票更多投向反體制的政黨；與此同時，歐洲與俄羅斯的關系持續惡化，被迫將本應用于福利和研發、教育的資金更多用于武器采購等國防開支，這反過來又加大了歐洲的經濟困難和社會、政治上的緊張情緒。

歐洲需要認真反思，自身的處境何以至此，哪些與外部因素有關，又有哪些純粹是自身的問題，一味將自身困境歸咎于第三方、特別是中國顯然是不客觀、不科學的。歐洲不需要廉價的、簡單的情緒上的發泄，這對于解決其當前面臨的困難毫無幫助，反而會讓歐洲陷入更嚴重的困境。比如，歐洲如果持續推進對華“去風險”，將進一步妨礙中國企業赴歐投資，也將進一步弱化歐洲企業競爭力，從而進一步壓縮歐洲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沒有中企參與，歐洲經濟的數字化和綠色轉型也將困難重重。

對于中國，歐洲最不該有的就是對抗性思維，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中國是最為支持歐洲一體化和歐洲戰略自主的國家，歐洲迫切需要轉換對華思維，盡早實現真正的戰略自主。（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