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全速前進，以機器般的速度流轉貨物、人員和信息時，我們可能正被困在過去。”美國風險投資公司安德烈森·霍洛維茨近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警告。該文一改對中國科技的“輕視模仿論”，反而用“驚嘆”口吻描述中國人工智能（AI）在產業端的落地速度、新能源領域的技術突破，字里行間透著好奇、焦慮與羨慕。而這并非孤例。《紐約時報》將這種彌漫在硅谷企業家和政客間的情緒轉變，總結為“硅谷陷入對中國的癡迷”。

硅谷的變化折射出其長期存在的對華錯誤認知正被現實擊碎——從將中國科技發展簡化為“非市場化奇跡”，到不得不正視“中美創新雙極”的事實，硅谷的認知矯正，本質上是對自身困境與全球格局的重新審視。

過去，硅谷的對華錯誤認知集中表現出一種矛盾性：既驚嘆中國科技成果的落地效率，又不愿承認其背后的創新生態演進。具體指向三個維度：其一，技術轉化的“中國速度”。以AI領域為例，中國團隊推出的開源大模型DeepSeek–R1在數學推理、編程生成等核心領域性能媲美OpenAI–o1，訓練成本卻不到行業平均的10%，輸入/輸出token價格較國際主流模型降低超90%，且自帶打造企業自主AI應用的案例。這種“研發—應用”的快速閉環，恰好戳中硅谷在通用大模型上投入巨資，卻一直“空轉”、遲遲難以可持續商業化的痛點。

其二，產業生態完整性的降維優勢。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曾直言，“AI的未來是機器實體化”。而中國構建了從芯片設計、精密制造到終端應用的完整產業鏈，既能生產算力服務器，也能制造傳感器、執行器，這種“全鏈條能力”讓依賴全球供應鏈，卻因地緣政治博弈頻繁面臨斷供的硅谷企業望塵莫及。更關鍵的是，中國制造業規模與市場需求形成共振，加速了技術迭代，這是硅谷僅靠資本難以復制的生態優勢。

其三，政策與戰略執行定力的鮮明對比。硅谷習慣用“政府干預”標簽解讀中國科技政策，卻往往忽視了其背后的長期主義邏輯。從5G基建到新能源，中國政策始終聚焦“補短板、鍛長板”，在給予研發補貼之外，更通過標準制定引導產業方向。這種“戰略定力”與硅谷的功利性形成鮮明對比——后者受華爾街業績壓力影響，常因季度財報調整技術路線，甚至出現“為裁員而裁員”的異化現象。

硅谷對中國的羨慕，是對自身創新生態失靈、陷入多重危機的投射。首先是資本空耗與創新脫節。2024年美國科技巨頭在AI領域實際支出約2230億美元，2025年美國僅AI基建的支出就將高達5200億美元。如此高的投入背后，卻是95%將AI引入業務的企業沒有賺到錢。甲骨文的GPU云租賃業務毛利率僅14%，考慮折舊后凈毛利率更跌至7%。這讓硅谷開始反思“燒錢換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

其次是人才“排外”與流失。包括H-1B簽證在內，美國移民政策收緊更切斷了硅谷的“人才活水”。一項面向美國科研人員的調查結果顯示，約75%的受訪者考慮離開美國。此外，昔日硅谷引以為傲的“寬容失敗”“扁平管理”文化，如今也讓位于“業績至上”的焦慮。Meta等企業頻繁裁員，員工監控系統日趨嚴格，這種文化轉向消解了創新所需的寬松氛圍。

硅谷的認知矯正，理應成為中美科技合作的新起點。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科技革命加速演進，唯有打破隔閡、加強交流，才能實現共贏。在經濟領域，應重構供應鏈對話機制；在技術領域，需建立“風險管控+標準協同”的合作框架；在人文領域，重啟科技人才交流通道至關重要。

全球化不可逆，科技合作無國界。硅谷的對華錯誤認知終會散去，而正視全球化格局、加強全方位交流，既是中美科技發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經濟復蘇的關鍵。AI時代的競爭，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誰能更好地整合全球資源。中美唯有摒棄偏見、攜手合作，才能共同引領科技革命，為人類發展貢獻更多力量。（作者是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浙江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