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主導的國際傳播格局中，部分國家常被指稱為網絡威脅的主要來源，各類“網絡威脅論”在輿論場中反復浮現。事實勝于雄辯，近期被披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對特定國家授時中心持續2年有余的網絡攻擊，通過植入惡意代碼、利用“零日漏洞”等手段，影響了授時中心對通信、金融等關鍵領域的服務支撐。相關報道以完整的證據鏈和扎實技術細節，披露了美國的網絡行動如何直接威脅他國網絡安全。

事實上，此類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美國長期奉行的“進攻性網絡政策”由理念走向實踐的一個縮影。這也充分證明了美方將網絡空間“武器化”正在侵蝕網絡空間互信基礎，并對全球地緣穩定帶來結構性的挑戰。

曾幾何時，美國互聯網以硅谷創新與斯坦福探索為符號，靠著“信息高速公路”推動了技術全球共享，對今天全球互聯網“開放、平等、協作、共享”的精神內核產生了深遠影響。

然而，近年來美國的網絡空間行為呈現出明顯的轉向。其中一大特征是國家機器與科技企業之間的深度耦合。例如，谷歌、微軟等公司依據“棱鏡計劃”（PRISM）向政府提供用戶數據；蘋果公司亦曾被要求配合解鎖特定設備。這種在“國家安全”名義下迫使企業屈從，將技術工具化、網絡空間武器化的趨勢，不僅加劇了網絡空間的地緣競爭屬性，也使各國普遍暴露于系統性風險之中，從而沖擊現有網絡治理秩序的穩定性。

美國進攻性網絡政策的演進有著清晰的制度與戰略軌跡。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便著手組建專業網絡攻擊單位，如1998年NSA成立的特定入侵行動辦公室（TAO）。至2003年，小布什政府發布首份《國家網絡安全戰略》，雖在文本上強調“防御關鍵基礎設施”，但已確立“攻防結合”的基本思路，并著手系統開發網絡攻防工具。2010年5月，美軍網絡司令部正式成立，整合各軍種網絡戰力，明確賦予其發展進攻能力以達成威懾效果的任務。此后，網絡空間被正式界定為與陸、海、空、天并列的“作戰域”，為開展主動性網絡行動提供了法理依據。2018年，美國《國家網絡戰略》報告進一步提出“前置防御”（Defend Forward）理念，主張“在威脅源頭開展網絡行動”，一步步把“紅線”劃到了別人家門口。從本土防御、網絡威懾到進攻性行動，這一系列制度調整與戰略演進，標志著美國在網絡空間逐步構建起一套支持主動干預的政策體系。

在具體實施層面，美國進攻性網絡政策呈現出“雙重擴散”特征。其一，在網絡與經貿領域的政策工具橫向融合。包括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華為、中芯國際等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其獲取先進技術；同時借助《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等工具，對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新興技術實施出口管制，系統地將其在網絡空間的技術優勢，轉化為具有明確遏制意圖的地緣政治工具。其二，依托“五眼聯盟”等情報協作機制，實現行動主體的擴展。通過包括“星風計劃”等在內的跨國網絡監控與數據共享體系，針對性監控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覆蓋全球逾10億用戶。以這種體系化的聯盟行動，試圖分擔行動成本與政治風險，加劇了國家間的戰略互信赤字。

此外，美國在網絡空間行動中呈現出顯著的“角色二元性”：它既是主動發起網絡行動的行為體，又是國際輿論場中“網絡威脅”的主要定義者。這制造了深刻的規范悖論，嚴重擾亂了建立在事實與互信基礎上的國際網絡安全對話。在技術管控政策上，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與網絡安全深度耦合，美國持續擴大“安全化”范疇，制造技術流動壁壘。聯合國《2023年數字經濟報告》顯示，美國的技術限制使后發國家獲取關鍵數字技術的成本增加了30%以上。這實質上構成了一種新型的“數字鴻溝”，不僅遲滯了全球技術進步的整體效率，更在結構上剝奪了發展中國家利用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平等權利。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進攻性網絡政策的持續演進與擴散，已引發廣泛的連鎖反應。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0個國家宣布組建或強化其網絡戰部隊，其公開理由多為應對日益嚴峻的網絡威脅。這種以強化自身進攻能力作為威懾手段的行為邏輯，正是國際關系中“安全困境”、軍備競賽的經典體現。若此循環下去，網絡空間將從合作與發展的全球公域，蛻變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新前沿，任何國家都難以在沖突中獨善其身。

事實表明，美國當前推行的進攻性網絡政策，已成為影響全球地緣穩定的顯著因素，不斷弱化國際合作的基礎。在數字技術日新月異、機遇涌現的今天，網絡空間的穩定已成為關乎發展成果的全球公共議題，任何將網絡武器化、以進攻代替治理的行為，終將損害所有國家的長遠利益。唯有超越冷戰思維，回歸互聯網的互聯互通與協作精神，方能使網絡空間更好地成為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紐帶，而非地緣對抗的工具。（作者是中國傳媒大學區域國別傳播研究院美國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