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澳大利亞空軍一架P-8A反潛巡邏機非法入侵中國西沙領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兵力對其進行了堅決攔阻驅離。這一事件發生后，澳大利亞方面反應強烈。澳大利亞國防部在10月20日發表聲明稱，中國軍機的行為“不安全且不專業，對飛機及其人員構成了危險”。包括國防部長馬爾斯和外交部長黃英賢在內的澳政府高官也紛紛跳出來發表類似論調。

這并不是澳大利亞軍機第一次到南海挑釁并與中國軍機發生摩擦。今年2月也發生過類似事件。澳大利亞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方，卻不斷派遣軍機到南海蓄意挑釁和惹是生非，這背后其實反映了澳大利亞對南海問題的態度和對華政策的復雜心態。

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經歷了從“遠處旁觀”到“積極介入”、從“保持中立”到“選邊站隊”的蛻變。在冷戰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澳大利亞對南海問題并無太多關注，也不愿對該問題作出帶有明顯傾向的表態。但這一立場在2016年前后發生了重大轉變。

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發展，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疑慮不斷加深，這種對中國防范和不信任的情緒在國內演化為炒作“中國滲透”的風波，在戰略上則表現為對所謂“中國威脅”認知的強化，并且認為中國在南海的“戰略意圖”令人擔憂。

另一方面，2016年菲律賓單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直接引發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的轉變。所謂“仲裁”結果出爐后，時任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隨即發表聲明，“呼吁菲律賓和中國遵守該裁決，該裁決是最終裁決，對雙方均有約束力”。借著“仲裁”結果，澳大利亞順勢改變了南海政策立場。此后，澳大利亞對南海問題的介入日益深入，包括派遣軍機和軍艦在南海進行所謂“航行自由行動”，加強與菲律賓和越南等國的安全合作。

基于以上邏輯，派遣軍機和軍艦到南海既體現澳大利亞對“航行自由行動”的支持，同時也表明澳大利亞對中國南海主張的不認可。盡管這些活動并不能對南海局勢產生實際的影響，但對澳大利亞來說有較大的象征意義，關乎其精心打造的“西方秩序和規則維護者”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軍機到南海偵察挑釁的行為，并未隨著中澳關系的修復而停止，甚至呈現出外交緩和與南海對峙并存的局面。這也是澳大利亞對華政策和對華心態的典型表現。

在澳大利亞看來，由于中國在貿易上的巨大價值和在國際上的重要影響力，處理好對華關系是澳大利亞政府必須面對的課題。很顯然，澳大利亞無法承受中澳關系一直處于緊張和惡化的狀態。這也是工黨政府自2022年上臺后，一直致力于修復兩國關系的原因。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政府又想通過在南海的活動表明其并沒有完全接受中國的政策主張，而且仍在很多問題上與中方存在嚴重分歧。

此外，中美戰略博弈不斷加劇的態勢和美國日益增大的戰略壓力，又限制了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選擇。因此，南海成為澳大利亞展示對美澳同盟忠誠的一個窗口。如今，美國視南海問題為實施對華遏制戰略的抓手，在強化對南海問題介入的同時，也積極動員盟友伙伴在南海對中國進行聯合施壓。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通過在南海對美國的“航行自由活動”進行呼應，并與菲律賓強化安全合作，都是在向美國證明，澳不僅沒有脫離美國的戰略軌道，還是美國介入地區問題的“排頭兵”。（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寧團輝）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