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斯洛伐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薩科娃，就深化中斯戰略伙伴關系舉行會談。今年8月底9月初，筆者作為中國高校青年代表團成員，有幸深入斯洛伐克開展政治文化交流，與包括薩科娃副總理在內的該國多位政要進行座談。交流中，汽車產業轉型與能源安全是兩大主要議題。筆者切實感受到：作為歐盟成員國的斯洛伐克，正面臨著布魯塞爾宏大議程與本國發展實際間的顯著張力。

對斯洛伐克而言，身為歐盟成員國是其重要的身份認同。過去20年，歐盟通過結構基金、凝聚力基金等渠道向斯洛伐克投入巨額資金，覆蓋了該國近1/3的基礎設施升級項目，極大改善了公路、鐵路等硬件條件。每當斯洛伐克內政部想要實施某項舉措，也會從所有歐盟國家的最佳實踐中提煉出某種混合模式。但這種“對歐盟的認同”并非毫無保留，斯洛伐克內部始終存在對歐盟議程的現實主義審視與批判性聲音。不少斯洛伐克官員認為，歐盟部分政策與立法提案脫離成員國發展階段，已成為阻礙其實際發展的絆腳石。

這種與歐盟的張力在其核心產業層面首先凸顯，斯洛伐克難以在歐盟框架內順暢推進本國汽車產業轉型。作為全球汽車產業的隱形冠軍，斯洛伐克2024年人均汽車產量達1.2輛，位居全球首位；汽車工業占全國出口總額的42%，直接與間接雇用超26萬名勞動力，占全國就業人口的15%。大眾、起亞、斯特蘭蒂斯、捷豹路虎等國際汽車巨頭均在此設廠，形成相對成熟的傳統燃油車產業鏈。然而，歐盟通過的《歐洲氣候法》框架下“Fit for 55”氣候一攬子計劃（即“55%減排”目標）提出：到2035年，歐盟境內僅允許銷售零二氧化碳排放的新乘用車與輕型商用車。這一激進目標不僅沖擊了斯洛伐克的傳統汽車供應鏈，更暴露了其短板：缺乏動力電池核心生產技術。按行業測算，電動汽車60%-70%的價值鏈集中于動力電池，若完全依賴進口，斯洛伐克整車制造成本將大幅上升，徹底喪失市場競爭力。

歐盟的政治性決策還為斯洛伐克帶來不對稱的能源經濟代價。歐盟的電動化轉型雄心是明確的。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歐盟加速推進與俄羅斯廉價天然氣的“脫鉤”進程，轉而在全球市場采購天然氣。現實結果是，這些天然氣的價格“不再是10年前的便宜貨”。2024年歐洲天然氣基準價（TTF）較2014年上漲超3倍。高昂的能源成本不再是一個周期性的市場波動，而是一個已被歐盟自身政治決策所“內化”的、永久性的結構性成本。不同于德國、西班牙等沿海國家擁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議價自主權，地處“能源管道盡頭”的斯洛伐克，在切斷對俄依賴后，只能依賴奧地利、匈牙利等國轉供，并動用國家財政來彌補由此產生的、較中美等國更高的能源價差。過高的能源價格推高了工業運行成本，讓斯洛伐克乃至歐洲的產品不再具有競爭優勢。

當內部成本困境難以突破時，歐盟的應對邏輯轉向外部，通過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來緩解自身壓力，其中便包括醞釀對中國相關產品加征關稅。一年前，歐盟委員會計劃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斯洛伐克在歐盟內部明確投下反對票。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公開表態：“我堅決反對與中國打貿易戰，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加稅是不明智的，最終會對歐洲自身產業造成嚴重損害。”中國國軒高科在斯洛伐克投資的動力電池工廠，正是中斯互利合作的典型范例，不僅為當地創造超2000個就業崗位，還為斯洛伐克汽車產業提供本土電池供應，直接緩解“歐盟減排目標”帶來的轉型壓力。

近期，歐盟舊招重演，醞釀《工業加速器法案》，要求在歐投資企業“強制技術轉讓”，種種以“提升競爭力”為名的行徑，實則在構筑新的貿易壁壘。歐盟貿易專員聲稱歡迎“真正的投資”，并將其定義為“在歐洲創造就業、實現附加值并向歐洲進行技術轉移”。這種論調，無異于將正常的商業合作扭曲為單向的技術索取，暴露出一種居高臨下的焦慮和不自信。此次薩科娃副總理的訪華，延續了中斯友好互動的良好勢頭。她明確表示：“我們致力于構建基于平等條件、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開放貿易關系，這符合中斯雙方共同利益。”

調研行程的最后一天，筆者與代表團成員在斯洛伐克國民議會旁的餐廳，同邀請方代表國民議會民聲黨青年議員巴爾特克、歐洲議會議員翁德魯什共進午餐。席間，翁德魯什表示，“只有合作才是未來”。歐盟若能放下焦慮，尊重成員國實際需求、摒棄貿易壁壘，像中斯合作那樣以平等對話、互利共贏推動綠色轉型，才能真正破解自身的轉型焦慮，讓歐洲的綠色議程從“政治口號”落地為惠及產業與民眾的實際成果。（作者是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