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21日，日本臨時國會將進行首相指名選舉。公明黨退出與自民黨的聯盟以及民粹主義政黨漸成氣候，令日本政壇格局碎片化。未來日本內外政策將發生什么變化？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白如純：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笪志剛：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

日本政治陷入“碎片化困境”

項昊宇

近來，日本政壇陷入持續動蕩，首相一度“難產”的背后，是日本面臨的深刻發展困境和國家治理能力的衰退。盡管目前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仍有機會當選新任首相，但等待她的絕非坦途，而是空前嚴峻的內外挑戰。

2023年底爆出的自民黨議員收受政治獻金回扣的“黑金丑聞”持續發酵，使自民黨接連丟失眾參兩院多數議席，也導致其與公明黨長達26年的攜手走向破裂，重創了其執政根基。面對老氣橫秋、積重難返的傳統政黨，日本民眾表現出厭倦情緒，把選票投向了新興政黨。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具有民粹色彩的小黨崛起，使日本政壇格局碎片化，內外政策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日本政治動蕩的直接后果，是加劇政策的短期功利性，尤其是在民粹政治抬頭的當下。朝野政黨激烈的政策路線之爭背后，是權力和利益之爭。在自民黨和維新會圍繞組建執政聯盟的政策磋商中，焦點議題在于削減國會議員人數和大阪“副首都”構想，而非外界關注的政治獻金制度改革和經濟民生議題。削減國會議員人數會觸動既有大黨利益，又能削減財政支出，迎合了日本民眾對政治的不滿情緒和改革訴求。而對政治根基在大阪地區的日本維新會而言，一心想要讓大阪獲得部分首都功能的轉移，多少會讓外界覺得私心過重。因此，這些改革并不直接事關日本整體經濟民生的改善，遑論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

長期以來，日本政局不時出現動蕩，首相頻繁更迭，似乎并未影響到日本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但日本經濟的表面繁榮和社會的高度穩定背后，是發展的長期停滯、創新活力的衰減，國力走在一條漫長的下坡路上。以美元換算的日本經濟總量和居民收入水平30年原地踏步，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從巔峰時的18%已經萎縮至不足4%，所謂“失去的30年”并非虛言。

根本上而言，日本突破發展困境需要大刀闊斧的結構性改革。日本經濟長期依賴出口產業和國內消費市場驅動的既有增長模式，對內面臨人口萎縮和勞動力短缺等深刻危機，對外面臨新興經濟體崛起帶來的競爭壓力。高市早苗主導推進的“經濟安保戰略”，試圖通過降低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維護本土產業優勢和技術壁壘，來維系日本經濟的競爭力，但此舉治標不治本，無法解決日本經濟面臨的內需見頂和創新動力不足的困境。相反，在日本最需要吸引外勞和海外游客的時候，自民黨卻與維新會在強化外國人管控方面達成一致，迎合了右翼勢力的排外主義風潮。

此外，日本積重難返的少子老齡化和債務風險要求跨越代際的長線解決方案，但選舉政治的重壓使得政黨政客無暇顧及深層次改革，也缺乏政治魄力和持續投入去執行長期戰略。至少在今后幾年，疲于自保的短命內閣更缺乏足夠的政治資本和時間窗口去推動這些變革。

在外交和安保層面，面對大國地位旁落的危機，右翼保守陣營主張打造“強大日本”的政治愿景，但無論是推動增加防衛開支，還是修改和平憲法，都蘊含著潛在風險。激進的強軍擴武面臨國內財政制約，也勢必引發地區國家警惕戒備，加劇日本的安全焦慮。同時隨著和平憲法被逐步架空，日本戰后和平發展的軟實力資產和道義招牌也會進一步被折損。而日本右翼保守政客在民族主義上的訴求和修正主義歷史觀，可能助長新政權在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上的冒險主義，引發與周邊國家的摩擦沖突，進而惡化日本的外部環境。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所追求的國家安全和大國地位，在其實際政策的反作用力下只會取得事與愿違的結果。

日本政局持續動蕩是特殊的制度設計和政治文化的產物，也是長期以來未能解決治理問題的結果。從經濟停滯到人口危機，再到僵化的戰略思維和行政體系，解決這些結構性難題，決定了日本更需要一個擁有強大民意基礎、長期執政能力和清晰改革藍圖的穩定政府。

無論誰當選首相，執政路都不會平坦

白如純

隨著10月21日首相指名選舉臨近，圍繞能否再度實現歷史性“政權更迭”，日本政局一時呈現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亂象。目前，由于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已協商將于20日簽署成立聯合政權的協議書，高市早苗當選首相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不過，圍繞此次首相選舉所暴露出的日本政治混亂短期內不會結束，總體右傾化氛圍下，日本政治和社會的未來走向值得密切關注。

不久前，公明黨宣布退出與自民黨的執政聯盟，猶如在日本政界拋下了一枚震撼彈。公明黨的退出標志著自公執政聯盟內斗表面化，進一步加劇了日本政局混亂。自公兩黨聯合執政近四分之一世紀，但公明黨和自民黨終究是兩個擁有不同理念的政黨，兩者關系破裂并非“一日之寒”。公明黨退出執政聯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自民黨的警醒。自民黨新總裁高市早苗為迎合部分保守群體，置大多數日本民眾的期待于不顧，重用有“黑金”政治“污點”的萩生田光一等，最終導致公明黨與之“劃清界限”。

隨著公明黨退出執政聯盟，各黨圍繞首相提名選舉的博弈白熱化，帶來政局走勢的不確定性。高市早苗能否如愿當選新首相一度成為未知數。按照選舉規則，如果第一輪沒有人過半數，那么得票多的前兩位候選人將進入第二輪投票，第二輪得票簡單多數者當選。因此，自民黨能否拉攏某個在野黨加入聯合政權以阻止在野黨實現聯合，成為日本政治亂局的關鍵看點。

為實現政權更替，立憲民主黨多次主動示好國民民主黨，推選該黨代表玉木雄一郎為新聯合政權首相。但倚仗精于政治算計的麻生太郎等自民黨大佬的加持，高市也在分化在野勢力，拉日本維新會（在議會中占據35席）聯合執政便成為合理選項。但無論誰當選首相，其執政之路都不會平坦。即便高市在維新會配合之下勉強當選，其政權運營與石破茂內閣相比恐將更加困難。法案或預算等棘手問題的解決需尋求在野黨合作，會出現內外政策被掣肘的尷尬局面。反之，如果在野黨間討價還價，使聯合執政成為現實，缺乏共同執政理念的各方勢力也很難長期共處。日本政壇或將再度陷入“一年一相”怪圈，影響其內外政策的連續性。

日本政治光譜已經整體右移，不過其與近年歐美國家的“右傾化”似有不同，歐美式右傾化浪潮具有明顯的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特征，而日本型右傾化的特點則表現為保守、傳統的國內政治傾向。因為日本并非傳統移民國家，其相對排外的右傾化更多表現為歷史修正主義和所謂的“正常國家化”等內向型特征，如修改歷史教科書、修改憲法和擴大集體自衛權等。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25年日本參議院選舉，作為極右翼政黨代表的參政黨獲得14席，席位數大幅上升引起輿論嘩然。以參政黨異軍突起為標志，日本政治右傾化呈現新形態，以往不被看好的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成為新興政黨的重要主張，也成為選舉中辯論的焦點。打著“日本人優先”等口號，圍繞“外國人問題”為中心闡述政治主張，以此獲得選票。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等自民黨政客也大肆鼓噪“外國人問題”以博取眼球。

總之，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耦合若成功，其組建的聯合政權將面臨挑戰。一旦日本政黨政治陷入混亂，民粹主義將順勢抬頭。自民黨已因“政治與金錢”等劣跡造成信任危機，如果朝野各方勢力以宣揚民粹主義爭取上位，或操弄“排外”議題謀求政治利益，對日本政局未來走向的擔憂就不是小題大做了。

“雙右”聯手，東北亞合作受沖擊

笪志剛

由于日本維新會選擇與自民黨展開聯合執政磋商，放大了催生極右政權的可能性，“雙右”政黨聯手將加速日本政壇向右轉。由此帶來的沖擊波可能不僅將反噬其內政，因新政權保守的外交、安保、修憲政策，針對二戰史觀認知、在日外國人的偏激應對等姿態，或將帶給周邊國家更多不確定性，尤其帶給東北亞區域合作更多擔憂。

首先，日韓關系將面臨嚴峻考驗。李在明執政以來延續了改善對日關系的基調，兩國“穿梭外交”也已展開，但橫亙在兩國間的歷史恩怨和現實矛盾并未徹底解決。若日本政權未來更加右傾保守，爭議與矛盾也將隨之而來。

其一，歷史認知再次成為焦點。作為激進的右傾政客，高市早苗不僅多次參拜靖國神社，還將日本在“慰安婦”、“戰時綁架勞工”等歷史議題上的對韓道歉視為 “自虐史觀”，宣稱在歷史認知上決不讓步，其強硬姿態或將導致兩國在歷史問題上再度對立。其二，領土爭執重新發酵。高市主張對竹島（韓國稱獨島）擁有主權，公開稱官員應出席“竹島日”活動，并稱“沒有必要看對方眼色”，這可能令日韓改善關系遭遇急剎車。其三，美日韓合作或將受到影響。美國一直努力撮合日韓改善關系并服務于自身的“印太戰略”，岸田等內閣也做了一些推動，但未來日本內閣可能更依賴保守選民支持，韓國在選邊站和對朝強硬上的壓力加大，將影響兩國深化安保互信，甚至沖擊美日韓合作本身。

其次，中日關系或將面臨新挑戰。高市此前在事關中日關系方面的觀點、立場和主張一直備受質疑，其言論成為影響兩國關系穩定及兩國民意互動的負面因子。未來若日本政界走向保守政治，將對中日關系造成沖擊。

一是歷史問題和修憲企圖引發民意對立。日本右翼保守政客圍繞二戰歷史認知的所作所為一直遭中日民意抵制，而且該陣營的底色基本為修改日本憲法的推動者，對組建“國防軍”持積極推動態度。這些都將觸碰中國民意的底線，引發民眾對日本右傾化及混亂政局的警惕。

二是政治因素或將影響經濟互動。公明黨脫離執政聯盟可能會讓自民黨未來在對華外交和經濟政策上進一步轉向防范和遏制，經濟安全和所謂“去風險”將成為遏制籌碼。經濟防范和安保遏制雙重因素或將導致經濟交流遇冷，中日應避免重陷“政冷經冷”。

最后，東北亞區域合作可能將受到日本混亂政局波及。明治維新以來近160年的日本近現代史證明，日本在重要的時間節點，都扮演了區域動蕩麻煩者和穩定機制破壞者的角色，如今日趨右傾化的混亂政局，讓人再次擔憂其是否重蹈歷史覆轍。

一方面，未來日本內閣將強調日美同盟下的外交服務國家利益，支持突破“專守防衛”，構筑“反擊能力”，其加強軍備的理念將破壞域內的均勢平衡，加劇相關區域的摩擦風險。另一方面，區域合作的政治互信基礎恐將遭遇沖擊。日本右翼保守陣營鼓吹“經濟安全”，也曾主導泛安全化的立法。其強化經濟安全將產生投資審查、技術管制、供應鏈脫鉤等惡果，不僅損害東北亞正常經貿往來，使東北亞區域合作趨于降溫，也將影響區域合作的制度和互信基礎。

旅游等人文及民間交流一直是東北亞合作的不竭動力，也是保持東北亞良好氛圍的基礎。希望未來日本內閣避免渲染歧視外國人言論，不要嘗試推動防范外國人的立法，因為這不僅將激活本國民族主義情緒，還將直接影響人文交流，拉低民眾相互理解和往來頻度。越是在關鍵時刻，中日韓越應該加強區域交流與合作的民意及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