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稅法為何在多國引發政商激辯
【環球時報駐法國特派記者 尚凱元 環球時報駐美國、印度特約記者 馮亞仁 米小丫】編者的話:這個秋天,新稅收法案成為多國的報道熱點和爭論焦點。在法國,名為“祖克曼稅”的財富稅遭到法國首富等多位富豪的強烈批評,喚醒了法國人有關“富人出走潮”的歷史記憶。而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大而美”稅收與支出法案一方面被共和黨宣傳為“工薪階層的勝利”,另一方面卻被不少民眾指責為“富人的福音”。在印度,政府推出新一代商品和服務稅改革,以此拉動經濟增長、減輕百姓稅收壓力,但改革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仍受到不少質疑。透過稅改在這些國家引發的政商辯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社會經濟背景下財富分配議題的復雜性,多國都在此過程中努力嘗試達成平衡。
法國首富帶頭反對“祖克曼稅”
法國在經歷新一輪政府更迭后,正面臨著艱難的2026年預算考驗。如何在高企的財政赤字與社會公平訴求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政治辯論的焦點。其中,向超級富人征稅的“祖克曼稅”方案引起了空前激烈的爭論。
加布里埃爾·祖克曼是法國知名稅收與不平等問題經濟學家,他主張對凈財富超過1億歐元(1歐元約合8.2元人民幣)的最富有人群(約1800個納稅家庭)征收每年2%的全球財富稅。根據估算,這項稅收每年可為法國財政帶來150億至200億歐元的收入。
“祖克曼稅”提議興起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與經濟背景。一方面,法國公共財政赤字連續攀升,債務水平高企;另一方面,財富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法國財政金融管理局今年6月的一份內部簡報稱,2019年至2024年間,法國的收入結構明顯向財產性收入傾斜,這部分收益主要集中在最富裕人群手中。在這種背景下,左翼政黨與部分經濟學家認為,讓最富裕階層為國家財政和社會轉型承擔更多責任,既是經濟理性,也是政治正義。
10月1日,法國國民議會(議會下院)舉辦了一場轟動全國的經濟學家辯論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印度經濟學家賈亞蒂·戈什與祖克曼齊聚一堂,圍繞“如何對超級富豪征稅以重建稅收公平”展開討論,會場內座無虛席。斯蒂格利茨強調,對富豪征收2%稅率“非常保守”,法國完全有能力單獨率先實施,并引領國際潮流。戈什則呼吁,歐洲應在美國總統特朗普重回白宮、大量國際合作停滯的當下,展現自主行動力,“沒有理由讓超級富豪的稅率低于普通民眾”。
稅收提議引發企業界激烈抗議。據法國《世界報》披露,法國最大的雇主組織Medef已采取行動,一份14頁的內部“動員工具包”在企業界秘密流傳,要求各地分會“一對一”游說法國左翼政黨社會黨議員,強調“祖克曼稅”可能“威脅地方企業發展”。法國首富、路威酩軒集團董事長貝爾納·阿爾諾更是公開抨擊祖克曼,稱其為“極左激進分子”,指責其“以偽裝的學術能力包裝摧毀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
回顧歷史,法國在上世紀80年代首次設立“巨額財富稅”,后來演變為“財富團結稅”。這一稅收在實施過程中引發了部分富裕家庭向比利時、瑞士遷居的現象,成為所謂“富人出走潮”。此后,圍繞財富稅的政治爭議不斷,在馬克龍總統執政初期被廢止,轉而以不動產稅取代。如今,“祖克曼稅”的提出再次喚起人們這一歷史記憶。馬克龍也直言:“如果法國單獨對超1億歐元財富征稅,富人會乖乖待在這里被征稅嗎?”不同的是,本次提案的起征點設定在1億歐元,針對的是極少數超級富豪;同時,支持者還建議配套“退出稅”機制,以防止資本外逃。
在激烈爭論中,也有政界人士提出更“務實”的替代方案。比如,已經辭職又獲任命的法國總理勒科爾尼提出,僅針對企業部分“非生產性”金融資產征稅,預計每年為法國財政帶來10億至15億歐元的收入。但社會黨和左翼議員對此并不認可。社會黨第一書記奧利維耶·富爾表示,這一方案“只是維持了原有的稅制水平”,無法回應公眾對財富再分配的強烈訴求。該黨明確表示,如果征收規模無法達到150億歐元以上,就不足以對社會產生實質影響。
六成美國人認為“大而美”稅改“傷害窮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7月簽署“大而美”稅收與支出法案,該立法一方面被認為實現了特朗普競選期間的部分關鍵承諾,包括將其第一任期內通過的大規模減稅措施永久化,但另一方面它也違反了一項重要的競選承諾——特朗普曾多次承諾不會觸碰醫療補助福利,而該項目為超過7000萬名低收入、老年及殘疾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障。
據估算,該法案將在未來數年讓國債膨脹數萬億美元,削減近1萬億美元的醫療補助、食品援助和其他政府救濟項目資金。法案大幅增加國防和邊境安全經費,還逐步廢止了拜登政府時期推動的清潔能源稅收抵免。
共和黨當選官員將“大而美”稅改法案宣傳為“工薪階層的勝利”,然而最新民調顯示,美國公眾普遍認為,這一法案實際上是富人的“福音”。根據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發布的調查,約2/3的美國成年人預計,新稅法將讓富人受益,而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多是傷害而非幫助。約一半的人表示,該法案對中產階級及與自己收入相仿的人來說也“弊大于利”。
據《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觀察,共和黨人目前已經開始投放各種廣告,將這項立法描繪為“惠及全體美國人的減稅措施”,強調其對小費收入和加班收入的減稅政策。然而,民主黨方面則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最富有的美國人將是法案的最大受益者。
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25歲單親媽媽安娜婭·巴羅對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表示,她擔心新法案會傷害像她這樣的人群。巴羅一邊打工一邊照顧兩個年幼孩子,并攻讀學位,她擔心日托服務和食品券未來可能更難獲得。
伊利諾伊州51歲的養老看護者洛里·尼科爾斯表示,這項立法“對老年人和殘疾人士幾乎沒有好處”。盡管她本人是共和黨人,但尼科爾斯沒有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投票,而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尼科爾斯說:“就稅收部分而言,我覺得這只是讓富人更富。”
也有一些民眾面對著更復雜的局面。在一家國際卡車維修經銷商工作的內森·海表示,他認為像他這樣的低收入者并不會從法案中獲得多少幫助,甚至可能會面臨“略微增加”的稅負,但他仍選擇支持該法案。他解釋說,他這樣做是因為該法案對小企業有益,而他所供職的小企業是支撐他和家人生活的重要支柱。
印度推行“獨立以來最大稅改”
“拆開莫迪的排燈節禮物:商品與服務稅重啟,緩解錢包壓力。”今年9月22日,印度《經濟時報》報道稱,莫迪政府推出的新一代商品與服務稅制度(GST 2.0)正式生效,該制度被政府稱為“自獨立以來的最大稅改”,是對8年前商品與服務稅法案的“簡化更新版本”。報道稱,這一法案將使印度家庭日常生活開銷降低13%,對于要為本月排燈節進行采購的民眾來說可謂是一份“節日大禮包”。
據了解,印度第一代商品與服務稅于2017年推出,但8年來,由于稅率等級復雜等原因進行過多輪調整,而GST 2.0被視為重要轉折點。新稅制的最大特點是將稅率等級大幅簡化,僅分為5%、18%和40%三檔。其中,主要日用品、化肥和藥品等稅率被降至5%及以下,而高檔商品、奢侈品的稅率被提升至40%。
但是,據《環球時報》駐印度特約記者觀察,印度民眾對這種稅收變化的感受并不深。西塔的丈夫是普通司機,她告訴記者,印度超市和商店中商品價格變化更明顯,但大量像她一樣的平民更多在“周日集市”上買便宜蔬菜,小攤販的定價并沒有變化,所以家庭生活開銷降低幅度不會達到媒體報道的水平。在Blinkit等外賣軟件上,記者也沒有看到商品價格降低。這可能是因為商家庫存中已標價的產品需要時間進行處理,但也有可能因為商家有意減緩對改革的反應速度,試圖吞取稅改利益。
雖然零售環節變化不大,但一些企業在批發市場上調整價格收效明顯。比如印度斯坦聯合利華推出肥皂和洗潔劑“超值裝”,使其在農村地區銷售額增長12%。印度消費品公司ITC則借助低稅率擴大了其在北印度的全麥面包和餅干產品銷售,不過這也讓當地小型工廠和面包店承受壓力。
除了日用品,受稅改影響最大的產品是汽車。印度汽車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左右,此次稅改直接將中小型汽車稅率從28%降到18%,高檔車、豪華車的稅率從28%提升到了40%。有印度人認為,新稅法通過“劫富濟貧”的方法讓更多普通家庭能負擔得起汽車,又維持了稅收總量穩定。不過,記者的鄰居沙爾馬博士認為,這一改革未來將帶來嚴重后果——城市里汽車數量更多、交通更混亂、空氣污染更嚴重。在他看來,政府必須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才能使城市交通得到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印度近42%的勞動力都集中在農業,所以GST 2.0的核心也是降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投入成本,比如拖拉機等農用機械的稅率從12%至18%降低到5%,部分種子和灌溉設備甚至調整為免稅。這些舉措對農民生產生活產生很大影響,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的拖拉機銷量創下歷史新高,馬哈拉施特拉邦和中央邦的小農戶開始大量購買化肥。
和以往“唱反調”的做法不同,印度在野黨國大黨罕見地表示“歡迎稅改決定”。不過,國大黨通訊事務負責人亞拉姆·拉梅什將稅改歸功于多年前國大黨執政期間就奠定的意向,同時指責執政黨印人黨的稅改“來得太晚,沒力度”,調侃GST 2.0充其量是“GST 1.5”。另據印媒估算,稅改措施實施初期將造成4800億盧比(約合54億美元)的稅收損失。
記者和多名印度居民交流后發現,他們大都認為,消費者究竟能否得到政府承諾的稅改益處,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這要求政府加強監管,也要求商家自覺遵守規定,而非試圖吞取“稅改大禮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