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墨西哥連續對中國浮法玻璃、自鎖膠帶、聚氯乙烯涂塑布和鋼制螺栓等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自今年以來，墨西哥對華反傾銷調查已達11起，幾乎是去年總數的2倍。這些貿易摩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進程步入深刻調整的集中縮影，也反映出包括墨西哥等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在面對地緣政治影響、產業升級陣痛時的焦慮與不安。

縱觀這些遭遇反傾銷調查的產品，不少來自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領域，價格往往是這一領域最有效的競爭手段，因此也相對容易被“盯上”。在以較大規模進入市場時，也容易引起當地政府的“排異反應”。這類現象并不僅存于墨西哥，在其他新興市場乃至發達國家也時有發生。隨著各國工業基礎的逐步提升，低端制造業長期“產品出海”模式的窗口正在收窄。

在新的環境下，我國企業的出海戰略應當如何調整？國產新能源車在歐洲的探索提供了一種思路。針對歐盟的關稅壁壘，一些中國車企選擇轉移部分供應鏈，由歐企工廠代工落地；也有一些車企將代工延伸到零部件的聯合開發，并與當地經銷商開展深度的市場及品牌合作。這種深度合作的海外經營模式，讓多家新能源車企在歐銷量走高，不僅助力車企適應了海外市場，也為我國車企布局品牌生態鏈打下基礎。

但這也并不意味著，這種模式就一定適合新興市場，需要具體市場具體分析。以墨西哥市場為例，作為北美自貿區的重要成員，墨西哥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但其產業配套體系卻較為落后。相比歐洲創造就業的需求，墨西哥市場可能更希望引進產業鏈、實現產業和勞動力的快速升級。在全球化分工從“效率最優”的單一模式，轉向更具陣營化、工具化特征的新階段，我國出海企業也要從“產品出海”轉向“生態出海”思維，加深自身發展與當地經濟的綁定。

“生態出海”的核心是價值鏈的全球化重構。不同于過度分工、降本導致的產業空心化，“生態出海”的關鍵在于“兩頭在內、中間在外”，即保留核心技術、品牌及知識產權，將非關鍵制造環節、適配性研發和市場推廣轉移到目標市場本土，以在當前國際貿易環境下取得平衡。無論是短視頻平臺，還是中國中車、三一重工等企業，通過強“智”鑄“鏈”，在海外布局中既保持了核心技術優勢，又實現了本地化融合發展。

具體而言，在“中間在外”環節，企業要先在國內做好標準化、平臺化、模塊化，才能在海外實現輕量化、配置化，保證產品品質的一致性，也能降低對當地熟練勞動力的依賴。同時積極推進供應鏈本地化，在工廠所在地及周邊區域培育供應鏈體系，降低對單一國家的過度依賴，從而顯著提升抗風險能力和市場響應速度。

在本地化運營與合規管理層面，企業本地化的深度還需要加深。包括推進人才本地化，雇用熟悉當地市場、文化和法規的優秀管理人才與工人，而中方團隊則聚焦于技術轉移、財務管理等核心職能。在當前貿易壁壘問題頻發的環境下，要重點關注合規問題，借助熟悉當地的法律和稅務顧問，將合規提升至戰略高度。

打造出海生態看起來重點在“外”，實際上是對“內功”的極高要求。要想實現“兩頭在內”與“中間在外”高效協同，必須構建高效協同的全球化運營體系，包括通過數字化協同平臺實現國內研發、總部管理與海外工廠間的數據實時同步與流程無縫對接；從國內核心部件供應到海外生產、本地配送的全鏈條實時監控，賦予海外工廠“柔性制造”能力，使其能夠進行小批量、多批次的快速生產，靈活響應國內總部基于全球市場數據做出的敏捷決策。

面對一些國家新一輪的反傾銷調查，企業要以更開闊的視野、更創新的思維來應對。這不僅關乎單個企業的生存發展，更關系到中國制造業整體轉型升級的進程。對我國企業而言，重要的是在這場全球貿易格局的重構中，積極調整出海戰略，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預防，從單打獨斗轉向生態協同，從單一貿易轉向多元合作，從而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把握確定性，同時加快走向產業升級與高端化。國內產業在升級，外部環境在變化。企業能否主動求變，繞開貿易壁壘的阻隔，將是決定其全球市場競爭成敗的“勝負手”。

這一轉型調整說起來簡單，過程注定不會一帆風順。但正如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實踐所證明的那樣，正是在一次次挑戰中，中國企業不斷完成自我的蛻變與升級。在全球產業鏈迎來重構的背景下，我國企業的出海之路必將越走越寬廣，而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新思維、新模式，也將為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作者是浙江警官職業學院應用法律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