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吐槽，在短短幾日內演化為覆蓋產業、媒體乃至社會情緒的預制菜爭議。這場風波并非孤立事件，它意味著民眾和食品政治學的關注重心正在發生轉向：從以往聚焦于食品安全、衛生標準等技術性問題，轉向更加重視制度透明、文化身份、話語權分配與社會信任結構的重構。

美國營養學專家瑪麗恩·內斯特爾在所著的《食品政治——影響我們健康的食品行業》一書中指出，美國食品行業運用政治游說、政策干預及科學話語權爭奪等手段，影響公眾飲食系統的建立。確實，食品政治如今日益展現出其多重面向。不論是工業化食品的廣泛應用，還是消費者對于食品安全、標簽透明、知情權的高度敏感，都表明食物不再只是生理需求的滿足物，更成為權力分配、社會價值與文化認同的交匯場域。

信息透明度的缺失是當前全球食品政治中最具普遍性的張力來源之一。消費者普遍處于信息鏈條的末端，難以獲得食品成分、加工方式、產地來源等關鍵信息。在多數國家，盡管食品安全監管體系日益健全，但在可視化透明層面仍存在較大不足。無論是美國圍繞轉基因食品標簽的立法拉鋸，還是我國消費者對預制菜未明示的質疑，其核心問題均指向消費者知情權與生產方信息控制之間的矛盾。這種不對稱不僅削弱了消費者的選擇能力，在突發事件中更容易放大信任危機。因此，食品標簽不只是技術手段或商業形式，更是一種制度表達和商業承諾。

在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描述的風險社會語境中，食品風險是典型的“不可感知型風險”。它們往往以加工痕跡的方式存在，卻缺乏直觀辨識路徑。正因如此，公眾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焦慮并非僅因真實風險的強度，還是源自信息機制不透明所激發的不確定感。例如，日本便利食品信任危機或中國預制菜風波中，問題并非完全由于食品的品質本身，還因為加工過程的不透明及標簽缺失誘發了公眾的廣泛不安。這種透明度危機使得公眾在無法確認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傾向于作出負面預判。因此，提高食品體系的結構性、透明性，包括標簽制度、供應鏈溯源機制、信息公開程序等，是構建穩健社會信任的制度性前提。

此外，在食品政治類的事件中，專業科學界還經常與普通公眾之間表現出明顯的認知錯位。這種現象并非僅因知識普及不足，更在于科學話語體系的專業性封閉與公眾經驗性認知的直覺性開放之間存在溝通的斷裂。食品作為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高頻接觸對象，其風險認知不僅受事實影響，更受情感、文化、媒體敘事等非理性要素影響。此種情況下，政策制定需要兼顧公眾情緒與文化訴求。因此，食品政策亟須構建一種雙向協商的知識傳播模式，在尊重科學證據基礎上，加入公眾參與機制，以橋接技術認知與社會接受之間的鴻溝。

此次預制菜風波之所以在中國引發廣泛關注，不僅是因為其觸及消費者對于食品加工方式的現實關切，還揭示出當代中國食品政治所具有的一種復合性結構。

中國飲食文化強調現炒現做、色香味俱全、煙火氣、手藝等要素，這些不僅是對食物本身的期待，更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美學與文化認同的體現。不少中國消費者認為，預制與工業反映的是對新鮮、自然、手工的文化價值的背棄。當預制菜大規模進入中高端餐飲或校園食堂，其不可見的加工過程，使消費者感到預期被篡改、感知被剝奪。這種反應并非源于對工業化本身的理性拒斥，而是對食物文化象征意義的自覺維護。因此，預制菜在中國的推廣無法回避這一文化基礎，它并非單一的技術轉型問題，還是涉及飲食美學與社會情感結構的制度挑戰。

從此次輿情的演化路徑來看，相較于歐美以專業媒體和機構倡議主導食品議題的傳統路徑，預制菜風波中的傳播更顯現出平臺化、人格化與情緒化的特征。預制菜議題并非首先由監管機構或專業組織提出，而是由網絡KOL以個人體驗式話語介入，并迅速激發公眾情緒，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實現病毒式傳播。這一傳播路徑使得預制菜爭議具有高度情緒動員性，信息結構扁平、標簽化表達盛行、信任機制建立在個人信譽而非專業權威之上。

總之，在食品現代化進程不斷加速的當下，公眾對于吃什么與怎么吃，不再只是感性選擇，而是日益轉化為帶有明確立場的社會行為。眼下的這場預制菜風波，不僅是一次關于吃什么的爭議，更是一次關于如何治理吃的制度考驗。（作者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