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全球貿易伙伴濫施關稅在國際上引發廣泛批評和反對，在國內也面臨著違法指控和巨大分歧，相關措施對美國經濟以及相關產業的“反噬”已經開始顯現。盡管如此，華盛頓依然聲稱當前的關稅政策對美國“有利”，并將其與內外政策中的其他一些做法強行加以包裝，描繪成美國“一贏再贏”的例證。美國這種“贏學”本質上是通過數據操控、規則重構、極端政策等制造“持續勝利”的表象，但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諸多負面后果，僅就當前情況看也有諸多難以跨越的難關。

比如，“經濟滯脹”關。雖然最近幾屆政府都將削減債務作為主要政策目標之一，但美國政府債務一直居高難下。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內通脹風險持續增大。美財政部稱，對外加征關稅能為美國帶來每年超過30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但獨立機構大多認為，關稅將帶來明顯的通脹效應。美勞工部數據顯示，今年7月剔除食品與能源的核心通脹率同比升至3.1%，創下今年1月以來最大增幅。高盛集團報告指出，截至6月，關稅由“美國企業承擔64%，消費者22%，出口商14%”；隨著成本傳導效應的顯現，到10月份美國企業的負擔將降至不足10%，但美國消費者承擔的份額將飆升至67%。這一轉變預計也將迅速推高通脹，核心PCE（個人消費支出）通脹率到年底可能達到3.2%。

這無疑將給美國經濟前景蒙上一層陰影。美國私募股權巨頭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滯脹風險持續存在，提高關稅通常會引發滯脹性沖擊。日本野村證券預測今明兩年美國GDP增長率將低于趨勢水平，僅為1.3%和1.2%。通脹預警信號增多可能影響美聯儲降息節奏，加上債務持續攀升，都會對增長形成拖累。

再如，“司法違憲”關。美國憲法規定征稅權主要在國會，但美國政府繞開國會，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多國實施“對等關稅”。如今，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和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已經接連作出裁定，認為相關法律并未授權總統出臺全球性關稅措施。美國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接下來，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將“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美國財長貝森特說，如果美國最高法院維持裁決，判定美國政府關稅措施違法，美財政部將不得不退還約半數已經征收的關稅，這一后果將是“災難性的”。而且，美國政府對外濫施關稅的法律依據也將因此被大大削弱，未來若想繼續強推關稅，將不得不更多依賴232、301甚或122等行政調查手段，施加關稅的范圍和效率將會受到限制。

又如，“政治分裂”關。圍繞關稅問題，共和黨內部早就存在分歧。黨內強硬派堅持“美國優先”路線，主張借助關稅解決所謂貿易不平衡問題，保護本國相關產業；溫和派則普遍質疑關稅政策的可行性，認為這種做法正在使美國失去盟友和市場。黨外層面，共和黨政府的做法引發民主黨猛烈攻擊，民主黨政客稱這是“用貿易戰轉移國內矛盾”，警告關稅將會推高美國國內通脹、損害中產家庭利益等。美國國內政壇的政治極化包括政黨內部的分裂近些年來都有愈演愈烈之勢，關稅問題成為最新的一個引爆點。

就此而言，美國對外加征關稅等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做法，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都面臨諸多批評和障礙因素。在國際上，包括美國傳統盟友在內的諸多國家作出強硬表態，甚至直接予以反制。雖然華盛頓聲稱與個別國家經貿談判進展“順利”，但實際達成的協議不斷爆出“難以有效執行”等槽點。而在國內，如前所述，美國政府對外加征關稅在是否合法、是否可行等層面，都面臨著巨大爭議。美國關稅“贏學”碰壁連連，相關反噬效應隨著時間推移將會越來越清晰地呈現。（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