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派出3架“陣風”戰斗機，與北約盟友共同“保衛”波蘭領空。馬克龍表示：“歐洲大陸的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不會屈服于俄羅斯日益增多的恐嚇。”就在不久前，北約秘書長呂特在一次演講中聲稱：“我們面臨嚴重而持久的威脅：俄羅斯和中國正投入巨資擴充和現代化其軍隊……他們的國防工業正以驚人且令人瞠目的速度生產武器和重型軍事裝備。”歐洲多國與北約一系列的動作和表態，反映了歐洲在宣揚一種日益強烈的安全焦慮。

歐洲近些年的安全焦慮主要源于東歐方向。2022年俄烏沖突的爆發讓歐洲的不安全感達到幾十年來未有的程度，隨后“特朗普2.0”時代的美國政府在俄烏問題立場上完全逆轉、公開批評歐洲、威脅撤銷對歐安全保護承諾等行為，更進一步加強了歐洲的不安全感。盡管上述事件確實讓歐洲面臨一定程度的安全挑戰，但歐洲內部安全焦慮的增長也部分源于其自身不恰當的想法和做法。

首先，俄羅斯的烏克蘭政策盡管是歐洲安全焦慮的主因，但歐洲并未反思其在刺激俄羅斯實施激進行動背后的責任。這也導致歐方缺乏通過自我調整以降低俄羅斯對歐敵意的意愿，無益于歐俄關系的緩和，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歐洲安全焦慮。

其次，歐洲日益強烈的地緣政治競爭意識主觀上擴大了安全威脅的來源。例如，歐盟和部分成員國渲染新冷戰，認為歐美為一方，還將中、俄、朝鮮和伊朗等國視為另一方。換言之，他們不僅將俄羅斯視作自身安全威脅，還在地緣政治競爭與“新冷戰”想象中，將與歐洲根本不存在直接安全對抗可能性的其他國家也當作潛在的安全挑戰者或對手。顯而易見，歐洲一些人在安全威脅的來源及安全焦慮方面制造“泡沫”。

最后，歐洲整體的安全焦慮也來自一些特定的歐洲國家不恰當的推波助瀾，特別是法國和德國。波蘭等一些地理上更接近俄羅斯的東歐國家可能在指控俄羅斯安全威脅上比法國和德國等一些西歐國家更甚，但考慮到它們更接近俄烏沖突前線，其反應被一些人認為可以理解。然而，德國、法國等西歐國家正以俄烏沖突為借口大幅提升本國軍事能力或壯大在歐洲的軍事領導力，這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并非為了真正應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或是試圖沖破二戰后戰敗國的安全束縛，或是趁機提升在歐洲的領導地位（如法國與英國共同構建歐洲安全領域“志愿聯盟”），以及為本國軍工市場尋求利益增量。可以說，歐洲整體安全焦慮呈上升態勢，一些國家難辭其咎。

基于上述情況，歐洲未來的安全政策將會主動或被動地推動防務獨立，以適應美國對歐洲防務保障承諾弱化的趨勢，并通過多元化方式推動防務能力的增長，其中可能包括：實施北約所要求的各成員國防務開支占GDP 5%的方案、在歐盟層面通過獨立防務預算與預算外貸款等方式助力成員國防務能力增長、在歐盟規則外通過“志愿聯盟”的方式強化歐洲防務能力、推動基于自愿原則所組成的歐洲防務領域“永久結構性合作”（PESCO），等等。然而，由于歐洲自身防務能力的固有缺陷，其對北約和美國的安全依賴也將繼續長期存在。

總而言之，在安全焦慮的驅使下，歐洲勢必會繼續加強自身在戰略決策和安全防務方面的自主能力，其對俄羅斯的防范也大概率只增不減。與此同時，歐洲某些人可能還會將中國視為制度層面與地緣政治層面的競爭對手。這些人可能會增加歐洲某些安全戰略更多的對華針對性，包括推進北約力量在亞太進行延伸、強化與亞太特定國家或地區暗中針對中國的防務合作等。鑒于歐洲整體對外軍事投射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其主要聚焦自身周邊安全的戰略現實性，中國無需對其可能帶來的所謂“安全挑戰”過度反應，應對的主要方法有三：第一，對其挑戰我國核心權益的行動堅決回擊；第二，尋求與歐方在傳統或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適度合作的機會；第三，維護我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持久穩定，化解歐方行動對我國的潛在安全挑戰。（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