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期間鄭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倡議主張主權平等，遵守國家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在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遭遇前所未有挑戰的語境下，這一倡議既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的進一步深化和系統化，也與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構成了中國為全球發展提供的公共產品。
全球治理倡議對于推動全球化的健康發展，維護《聯合國憲章》，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機制具有深遠的意義。中國基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提出的全球四大倡議傳遞出致力于維護多邊主義、倡導團結合作、摒棄對抗，建立公正合理世界秩序的決心。全球治理倡議更是彰顯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推動人類社會在新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實現共同繁榮與進步的道義責任和行動擔當。
缺乏實質性行動導向，全球治理將走向裂解
全球化發展是人類文明和進步歷史進程的必然。人類社會演化從不同部落逐漸成為不同的族群，并漸漸成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國家，始終都處于相互交流和融通的進程中，甚至形成了不同形態的共同體。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同的部落、族群和國家一方面通過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態交流合作，互惠互利；另一方面，由于利益訴求的不同和所面對的共同挑戰，始終面臨集體性的確保共同利益機制的挑戰。全球治理，是人類社會進入到現代社會以后管理人類社會沖突和應對共同挑戰的重大制度創新。
17世紀，歐洲國家經歷了30多年戰爭，給歐洲造成了巨大的傷亡。雖然旨在避免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開創了以國際規則和國際會議為機制解決沖突的全球治理先河，而且提出了國家主權、國家領土和國家獨立的國際法準則。然而，相關合約主要停留在文本之上，并未落實在各國的行動中，因此和平并未如期而至。
和平的希望和戰爭的現實依然交替展開，充斥著歐洲的歷史進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給歐洲乃至東亞地區造成災難。一戰之后簽署的《凡爾賽和約》同樣是旨在避免戰爭再起、維護和平安寧，而且催生了試圖保護弱國利益的“國聯”，從而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球性的組織框架。但由于凡爾賽和約體系本身建立在犧牲戰敗國和被壓迫民族利益的基礎之上，而且由英、法少數大國控制，缺乏公平合理的機制。進一步講，雖然“國聯”也實行了裁軍等一系列措施，但是各國均以自身利益為基點，缺乏實質性的行動，最終也未能避免更具災難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反復出現的教訓說明，命運與共是人類社會發展最為核心的特征，建立以公平正義為基礎的全球治理機制則是人類和平與發展最為重要的基礎。而全球治理體系需要以實質性的行動為導向，否則全球治理將會走向裂解。
和平與發展格局得益于將聯合國宗旨付諸行動
正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令人類遭遇前所未有的災難，戰后各國從中吸取了極大的教訓。二戰的勝利不僅僅表現為徹底擊敗了法西斯主義對于世界和平的威脅，更為重要的是“國聯”的解體和聯合國的成立。聯合國自此作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尊重各國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的國際組織步入世界政治舞臺。聯合國最為重要的標志，是確保各國和平相處的《聯合國憲章》。以聯合國為核心逐漸發育出的全球治理體系，包含確保和平的政治秩序和推動發展的經濟秩序的形成。二戰之后80年的總體和平以及全球經濟發展，都得益于戰后全球治理體系。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和平與發展的格局得益于將聯合國的宗旨付諸行動，聯合國維和行動、聯合國貿發會議、千年發展目標等都是突出的案例。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期，二戰之后和平與發展的紅利漸漸流失。霸權主義、冷戰思維和保護主義，疊加民粹主義和恐怖主義等擾亂了全球化進程。與此同時，人類社會面臨金融危機、持續不斷的沖突、氣候變化、公共衛生、貧困狀態惡化等越來越多的挑戰。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也愈發難以應對日益復雜的全球安全和發展難題。全球和平與發展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講，全球治理存在極大的危機。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為確保世界和平與發展指明方向，為完善全球治理機制提供了中國方案。
中國方案致力于改善和提升全球治理效能
中國不僅從政治上倡導改善全球治理，更是提出一系列以行動為導向的主張并起而行之，付諸實踐。
首先，中國將落實聯合國重大議程作為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行動。中國是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加速了世界減貧進程。中國將舉辦全球婦女峰會旨在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三十周年，展現中國推動性別平等理念。中國正在推動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尤其在包容性發展、減貧、碳排放、清潔能源、數字化賦能等領域，是全面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聯合國相關議程的典范。
其次，中國通過具體行動維護多邊主義和聯合國的權威。中國通過履行其承諾堅定支持《巴黎協定》，通過捐款、提供技術援助、三邊合作等方式堅定支持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等聯合國發展機構的運作。中國是首批與糧農組織開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國家之一，也始終是可持續糧食和農業領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積極參與者及主要推動者。中國在國際農發基金、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均設有信托基金。在世界衛生組織出現資金短缺之時，中國增加捐贈數額，彰顯中國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的決心。不僅是資金和技術的支持，中國對于聯合國機構的支持同時也傳遞著中國發展的治理經驗，為改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實踐。
再次，中國充分發揮身為全球南方一員的優勢，利用國家發展經驗和資源，推動新型多邊合作和區域合作。中非合作論壇、中拉論壇、中阿論壇等區域合作機制均在推動全球南方的發展。每屆中非合作論壇和峰會，中國均會推出從貿易、投資到援助的一系列舉措。中國在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宣布愿與非方在未來三年實施“中非攜手推進現代化十大伙伴行動”，涵蓋文明互鑒、貿易繁榮、產業鏈合作、互聯互通、發展合作、衛生健康、興農惠民、人文交流、綠色發展、安全共筑十大領域。中國倡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為全球發展金融治理提供新的力量。
最后，中國是全球南南合作最主要的推動者和創新者。中國倡導以發展為目標和動力的全球發展合作。倡導自力更生為主、利用援助為輔的合作方針。中國設立了金額達40億美元的全球發展與南南合作基金，為非洲、亞洲、拉美等世界各地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中國成為非洲等地區最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國際發展援助遭遇下滑之際，中國堅守全球發展合作的理念，為全球發展治理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中國超越傳統援助方式的發展合作，不僅促進了全球的合作伙伴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為全球發展合作提供了新的經驗。
總而言之，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遭遇重大挑戰的時刻，中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機制。在聯合國即將迎來成立80周年的時刻，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凸顯中國支持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立場。與此同時，現有全球治理體系需要與時俱進加以改革和完善，習近平主席提出包括以行動為導向的全球治理理念，既是中國長期堅定支持二戰后全球治理體系的實踐經驗結晶，同時也是中國立足當前、著眼未來長遠提出的致力于改善和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的中國方案。（作者是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 李小云）
